经济危机之下，人们一方面不得不节制各种不必要的消费支出项目，而另一方面则希冀于能尽早“开源”，重返那个追求更好、更多的产品服务以及不再拘泥于经济收入的那份自由气息的美好时代。但是，往往是那些越美好的愿景背后越会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悖论。也正是这种超脱于经济自由的氛围，会孕育出那些更多始料未及的创新理念，以服务于不断增长的人类潜在需求。有意思的是，这种经济自由的氛围还必须有赖于人们在市场上持续的经济预期以及保持旺盛的消费需求，而以上这些前提在节流意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该从何谈起呢？不走出“节流”的狭隘意识，就不可能会有“开源”的日子；但实体经济中显现不出实质性的“开源”迹象，也不可能会有让人主动放弃“节流”的束缚。这便是个人理性在宏观经济危机中所折射出的“囚徒困境”。

　　在传统的两人“囚徒困境”中，人们可以通过一个信息交流的有效磋商机制来走出这一传统困境。但是，要在宏观层面上达成多人的磋商机制，不仅非常昂贵，而且由于廉价的个人“搭便车行为”更使这种昂贵的磋商机制形同虚设。当然，并不是没有走出这一宏观困局的任何机会。最有名的思路是由凯恩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所提出的“赤字财政政策”：既然造成经济危机之困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个人有效需求不足与由此所积累下来的社会产能过剩矛盾，那个人理性决策的社会性经济危机似乎就是这一困局的纳什均衡解。要想打破这一长期稳定的均衡之困，就必须由政府出面，不断加大对社会的财政支出，甚至不惜以政府赤字的巨大风险也在所不辞。一向谨慎稳重的英国人，此时不担心这些巨额财政支出的投资去向，政府只要有敢于冒赤字风险的能力，就会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而且赤字越红就可能越快走出危机。

　　但是，美国人并不信赖政府能够全知全能计算出所需的最佳财政投资规模，而且如何合理花费这笔钱，恰是那些美国人最为担心的一点。如果把这笔从纳税人身上所缴纳的财政资金投向那些本来就不缺钱的大资本家手中，那无疑是拿那些没钱的穷人补贴那些有钱的主。而把钱先集中在具有生产能力的人手中，走出经济危机，然后再通过其他渠道还富于民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上已有很多次不可实现性的教训。而另一方面，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滞胀”之痛使得一整代美国人都苦不堪言。他们因此反而更偏向于相信私人企业的重要性。美国以公众企业为基础的强大股市支持这一市场力量的动员能力。而且，美国人也认定那些毫无方向的财政投资不仅得不到回报，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这些公共投资的高歌猛进很有可能会挤占出社会中大量的私人投资，大大减少本已稀少的投资活力。

　　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大规模投资失败案例。当时的美国人都很担心会失去对半导体或芯片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尤其是会败给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政府财政决定每年拿出1亿美元，发起成立一家名叫“半导体制造技术产业联盟”（Sematech）的研究机构，尝试以国内生产商的芯片来打开日本的市场。结果呢？不仅没有达到当时市场领先地位的产业规模，而且有些公司在看到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在做同样的事，就把原本投入到基础研究中的资金全部撤回了。最后，那场领导20世纪末期的新经济革命，还得归功于一家名叫INTEL的美国私人公司在美国政府放松管制之后才脱颖而出。

　　实际上，这里隐含的逻辑则是连接“节流”和“开源”之间更好的途径，可能还在于微观上的私人企业在寻找新的市场机会中的创新能力。尽管这些投资的本质并没有政府那样有事先的正义性，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使得这些出于私心的创新投资变得更加可靠、更加强大。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拉塞尔·罗伯特早已提醒美国民众和政府注意，美国之所以能保持第一流强国地位，根基就在于保持自由贸易的开放心态下所形成的压力和创新精神。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