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都知道，只要共同生活在地球村的南北国家能够胸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切实展开建设性合作，特别是作为史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和全球经济主导力量的美国，若能在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上发挥带头作用，则全球协调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谈判就不会如此拖沓且低效了。还是心直口快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话一针见血：“如果气候是一家银行，富国政府早就出手救助了。”
现在，减排以及是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已成为衡量美国是否真正承担国际责任的一杆标尺。细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首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大规模排放温室气体。战后，美国作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耗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最大的历史责任，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经济和技术援助绝非施舍。美国必须在检视自身所欠环保“旧账”和既有经济发展与消费模式的基础上，率先做出更大减排承诺，切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与技术援助，进而真正使美国的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政策服务于本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2007年12月达成《巴厘岛行动计划》，确定“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移，以联合国环境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共同发起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促成全球尽快采取一致行动，尤其是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美国在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拒绝重返该议定书，坚持以发展中国家大国作为自身行动的先决条件，使得各方就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应包含的基本要素尽管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对各个要素的具体内容仍存在严重分歧，相关谈判缺乏实质性进展。
美国的我行我素，也使意欲充当全球气候治理领袖的欧盟在行为空间上受到严重约束。本来，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和重要推动力量，既能整合成员国内部气候政策，又能发挥其在经济和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在领导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取得进展的同时，又可凭借其先进的环保科技从欠发达国家切割更多的实际利益。但由于美国的搅局，相关谈判演化成无休止的讨价还价。
美国的底牌其实尽人皆知，那就是在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上，不做出更高承诺。至于发展中国家热望的减排资金支持问题，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只愿意在2010至2012年间拿出36亿美元，只及欧盟和日本承诺金额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美国还希望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强制性减排。特别是要把中国纳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减排行列中，离间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期在抛弃《京都议定书》的同时，还能达到捆绑中美减排义务的目的，进而将中国拖入国际博弈的漩涡之中，摆脱美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的孤立局面。
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对自身和世界负责的减排道路。之前，中国政府已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还表示在获得减排援助资金方面愿意让步。这是相当积极的举措。但若按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要求，中国就将在未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承担与美欧类似的国际减排义务。那是非常蛮横的逻辑。因为如此一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分工格局中势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经济发展空间亦将受到严重约束。所以中国理所当然地坚持中方的指标是经过反复论证的，科学的，不容谈判，且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减排行动挂钩。
目前各国在气候谈判上的博弈已经陷入萨缪尔森所说的“合成谬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于本国经济利益考虑，都不愿单方面率先采取大幅减排行动，都希望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治理成本。问题是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美国的政策是全球的风向标，美国应对气候变暖政策的传导效应是其他各国无法比拟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行动。如果美国不想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头等责任，则将严重损害全球性的互利合作行动，最终导致更高的气候治理成本。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