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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但有为 苗燕 ○编辑 衡道庆
周小川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认为货币政策目标应该简单，控制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这个做法也在不少国家和相当一个阶段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应对此轮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周小川认为，中国经济处于改革转轨期间，在市场化程度、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等方面跟发达国家不一样，也跟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不一样，所以没有采用单一目标制。
另外，考虑到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较高的就业率、国际收支平衡四大政策目标是相关联的；有些目标之间还可能有一些是相互冲突的，需要权衡；加之经济情况复杂，暂时还必须用比较复杂的思维考虑；因此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多目标。
“我认为中国目前采用所谓 ‘四大目标综合平衡’的做法是合适的，对克服金融危机也是有用的，但也会在今后有不断的演变，还需要做很多的研究。”他指出。
谈及货币政策工具箱，周小川表示，从国际上来看，过去央行希望货币政策的工具尽量简化，主要集中在利率政策上。另外，近年来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强调与公众的沟通，强调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沟通和引导，把这个当作治理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他认为，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够成熟，很多投资者还没有经历大起大落的经验，所以央行如果特别强调与公众沟通这条可能还不够用。除了强调要简洁、沟通以外，我国还需要有更多一点工具来执行货币政策。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用的是比别人多一些，比如存款准备金率，我们还是很强调它的作用，而国际上认为存款准备金率应该废弃，没什么作用。但我们还有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占款和对冲的问题，所以存款准备金率是需要强调的。”周小川还指出，央行除了强调利率政策，还强调对利差进行一定的调控，这既跟转轨期间金融机构盈利能力有关系，也跟风险判断有关系。
他还表示，货币政策有一些工具即便现在不想用，但不要急着去废除它，可以把它放工具箱里。“平常还是擦一擦，打点油，不要让它用的时候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