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是万能的，即便没有政府的调控政策，危机也完全可能由于经济系统内在的稳定机制而消弭于无形。对此，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当数诺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提供的证据——1932年美联储收缩货币的错误做法反而加深了危机，使之恶化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萧条。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危机面前，很少有哪个政府真的敢于尝试“无为而治”，并为此承担后果。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反映在本次危机中，最夺人眼球的，莫过于围绕对于“太大而不能倒下”（too big to fail）的金融机构是否要施以援手引发的争辩。

　　不救，是因为救了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这是一个看似浅显的道理。如果大型金融机构知道政府肯定会为其担保，那么他们在从事高风险业务时将无所顾忌：如果豪赌成功，它们会得到巨额利润；而一旦下注失误，政府最终也会出面善后。正是基于此，在倾向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强力主导下，伯南克和美联储放弃了对雷曼兄弟的拯救。

　　可是关于为何不救雷曼兄弟的质疑声音不断升温，在其倒下一周年之际达到顶峰。许多人坚信，当初美联储若是果断出手救了雷曼兄弟，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的麻烦了。问题在于，事到如今，人们已无从验证“如果拯救了雷曼兄弟，世界会更美好”这一命题的真实性了；相反，人们只看到，美联储放弃拯救雷曼兄弟后，出现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可以肯定的是，它再一次强化了人们对于危机发生后政府应当“做些事情”的认识。

　　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世界经济再次经历了两次强余震，一次发生在中东的迪拜，另一次发生在欧元区的希腊。虽然就传统影响而言，这两个地区对世界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在全球复苏前景乍暖还寒的当下，特别是对于其所在地区而言，至少也是“太重要而不能倒下”。

　　因此，尽管作为阿联酋的政治中心，阿布扎比未必真心情愿伸手去拉迪拜一把——100亿美元的担保义务很可能意味着，阿布扎比将不得不动用本来就所剩无几的石油资源来为迪拜无节制的轻率埋单，但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面前，经过数周的沉默和讨价还价后，阿布扎比最终还是让步了，因为它无意被指为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罪魁祸首。

　　迪拜是幸运的，毕竟它背靠的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希腊的命运则更不确定，因为它背靠的只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根据《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区成员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不得超过60%，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过3%；而2009年希腊上述两个指标分别高达113%和12.7%。随着标普、惠誉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大幅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政府的借款成本也随之上升，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5.74%，比德国同类债券收益率高出271个基点；同时，希腊主权债的CDS价格也在飙升。

　　对于拥有16个成员的欧元区而言，救助希腊，有可能使得一些财经纪律较差的成员国出现道德风险问题，更加无视保持预算平衡；但如撒手不管，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导致整个欧元区出现动荡：其他欧元区成员国或多或少持有希腊国债，包括爱尔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在内的多个成员国都存在类似财政问题，其主权信用评级下降也是早晚的事。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希腊因为难以解困，甚至最后不得不退出欧元区，那将重挫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拯救希腊以阻断传染效应，由此变得势在必行。

　　目前，欧元区内部尚有两大顾虑：第一，这种拯救行为是否违法？第二，刚经历了一场全球危机的其他欧元区成员国是否有能力拯救希腊？对此，欧洲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德·格劳威强调，欧盟相关条约确实反对强制动用其他成员国的资源去为另一个成员国的债务埋单，但并未禁止一些成员国“自发”对其救助；此外，救助希腊最多让其他成员的债务增加3%，这种事前预防性支出与相关国家在次贷危机中为救助本国金融机构的事后花费相比，已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了。

　　欧元区内部的争论无疑令人联想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一些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被国际炒家逐个击破，而香港由于背靠祖国内地躲过一劫。如果说过去的惨痛经历已快被遗忘的话；那么当下的两场余震，或许有助于东亚各国重新思考加速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来。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