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沪深股市重启IPO以后，所有IPO的企业都出现了超募，其中超募50%还算是少的。有的拟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居然超募2至3倍。所以有人说，这些公司发了一笔横财。

　　企业原来准备发行股票募集2亿资金，并且按照这个口径作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但由于在询价过程中，机构投资者不断抬高申购价，最后形成的发行价远远超出预期。而根据有关政策，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必须达到占总股本的一定比例才能够符合上市条件，因此它就不可能因为发行价高了而减少发行数量，结果就是“被高价”发行，募集资金大大超过当初预期。

　　不过，严格地讲，在IPO中出现超募，特别是大比例的超募，并不是什么好事情。第一，由于所募集的资金远远超过了企业的实际需要，因此必然造成资金被闲置，使用效率明显下降。而这反映在财务上，就会对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带来不利的影响；其次，由于超募，企业实力突然变大了，同时也面临一个尽快将资金用出去的问题。在约束机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这就有可能导致放松对新项目审核的要求，盲目扩张，乃至降低募集资金的投放质量。很多企业都有这样的体验：钱多了，特别是又来得很容易，对其企业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毕竟，企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一夜之间膨胀起来，实际上对经营管理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不少企业就是在这种挑战面前败下阵来的。第三，超募并不能实现资金的最优化配置，相反还是以人为的手段使得扩容的压力变得更加突出，对整个股市的供求平衡带来了冲击，并且是向二级市场发出了某种扭曲的价格信号。因此，对IPO中的过度超募现象，不能任其自流，要正视其负面作用，并且着手必要的调控。

　　当然，超募本身是市场选择的产物，它实际上是各种因素在特定市场环境条件下相互博弈的结果。不能设想，让管理层用行政手段重新在IPO中对新股发行价设限，谁都明白，那是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那么，有什么办法呢？笔者的意见，可以考虑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适当改变目前某种市场化程度还不够的环境条件，形成对超募的有效抑制。譬如说，现在上市公司原有的中小股东，其股票只能在IPO一年以后才能够流通，这样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毕竟也给二级市场的“炒新一族”留出了相应的操作空间，而这又是某些机构投资者敢于以高价申购新股的依据所在。如果将那些非控股股东的限售期适当缩短一些，是否会对IPO中的盲目高位询价产生相应的抑制作用呢？还有，海外股市有“存量发行”制度，如果企业在IPO时买方需求强烈，那么在保持原有的增量发行规模的同时，还可以让老股东将部分持股以“存量发行”的形式提供给买方，这样也就是通过调节供求关系的方式，对化解超募现象起到一定作用，而且客观上也能够减轻今后“大小限”解禁的压力。值得一提的是，“存量发行”在海外是比较常见的股票发行方式，今年在讨论改革IPO制度时，多次被专业人士所提及。但有关部门出于对各种因素的考虑，没有在今年实施的IPO新政中采纳。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发行方式，对其持谨慎态度是必要的，但这并不妨碍人去探讨与尝试。特别是“存量发行”客观上还能在解决超募问题时发挥一些作用，就更值得人们去认真研究并实践了。

　　今年IPO制度改革，提高了市场化的程度，在半年左右，就完成了超过2000亿元的融资，足以说明改革是有成效的。但是，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而超募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这就要求我们去积极改进，而这种改进只能以市场化的手段来推进。毕竟，只要实现了充分的市场化，就能够理性地化解这些问题。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对尽快解决IPO过程中的超募问题，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作者系申银万国证券首席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