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中国经济在2009年完成“保八”任务之后，迎来了“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根据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基调，今年经济工作的重心是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的确，已经喊了15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今是化为实际行动的时候了。如果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去年中央政府采取的超常规刺激计划有其不可取代的工具性价值的话，那么在经济已踏上复苏轨道的今年，就不能再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而一味追求次优增长了。
面对后危机时代业已展开的新一轮全球经济大博弈，我们切不可自喜于目前脆弱的暂时性优势，而要从关乎国家产业安全和构筑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经济竞争优势的高度，来审视目前的经济发展路径。
事实上，发达经济体不仅度过了经济最困难时期，而且正在掀起以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为先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一旦到了适当火候，发达国家将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有可能再次引领世界产业变革潮流，重写世界产业与经济地图，在从欠发达国家切割更多实际利益的同时，又能再次确立针对中国的竞争优势。
在失去传统价格竞争优势之后，中国的制胜之道在哪里？从国际竞争角度来看，就在通过自主创新提升技术能级以及培育自主品牌，进而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虽然，现阶段通过大规模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来实现经济结构整体升级尚不现实，中国要培育和发展自主品牌并将其升级为国际品牌，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有可能受到已经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具有技术创新优势和品牌优势的跨国公司的打压甚至围剿；但创建全球性品牌不仅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成功要素，也是锻造中国经济新优势的必经之路。我们别无选择。
无疑，在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依然不甚明朗，以及国内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相关要素难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理应是未来一到两年内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但目前也是正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的难得时机。因此笔者想强调一点，中国经济既要通过积极扩大内需保增长，更应在结构升级与战略转型中提升竞争力。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一方面要巩固传统制造业的既有优势，大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更要实现新兴战略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抓住机遇发展现代服务业，力争以世界级品牌的培育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作为中国建设工业强国重要支撑的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尽管近年来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但由于受到自主创新能力的约束，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中低端环节，产业升级路径易遭主导厂商锁定。因此，中国制造业要摆脱上游企业的升级锁定，就必须发挥后发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亦不能局限于国际先进制造业的承接基地，而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确立先进制造业的高增值和高技术发展导向，在积极参与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的制成品乃至中间品生产的同时，力争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新跨越。
应该说，中国已初步具备了实现上述跨越的基本条件，即：规模经济和技术诀窍、较为完善的资本组织与动员体系、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人力资本供给，以及相对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因此，中国理应合理整合技术资源，在承接世界国际制造业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制造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强化和凸显制造业的服务功能，构建制造业高端服务体系。尽快将中国建成先进制造业的生产中心、研发中心和运营中心。
而以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经济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尤其是面对后工业化时期低碳潮流的软硬约束，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既要紧抓战略发展机遇期，更要加大对上述产业的前沿性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投入力度，完善金融业对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配套服务，营造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拿出切实行动应对低碳时代的挑战，制定并执行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力争在上述领域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中国企业。
中国在积极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同时，应该抓住机遇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同时拓展就业空间。从纽约、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城市化的第四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量就来自于高端服务业。如今纽约的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66%以上，伦敦是70%。相形之下，北京、上海的现代服务业占GDP比重只有35%左右，成长空间很大。而就全国而言，预计未来十年现代服务业可以为中国提供2至3万亿美元左右的GDP增加值，将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