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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0年，基本逻辑是：“4万亿”是跨年度的，基本建设的工作量更是跨年度的，“双宽松”政策也决不“前功尽弃”。因此对2010年股市的基本判断是：震荡上行，低点要夯实3000点，高点要突破4000点，结构性牛市依旧，呈一把“大汤勺”型，底部下跌空间不大，创出高位后有个向下的弧度。2010年市场最大的变量就是股指期货和股票供应量，并决定其是进三退一的近似光脚长阳线，还是进二退一的近似光脚中阳线。
⊙谢荣兴
去年开市第一天，笔者在本报以《期盼崛起一轮结构性牛市》为题，指出了：大多数机构把09年股市比作V字型、U字型、L型都是错的，而是一把“调羹型”，调羹把手的高度则视政策力度的变量。
去年2月21日股市开始向下调整，笔者又以《调羹型行情确立》为题，指出让大多数机构看错的原因之一：把经济数据时点排列的符号（V、U、L）等同于股市的走势，其实股市买的是未来，往往比经济数据提前了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并提出，年线应该是光脚阳线。原因之二：是“政策力度的变量 ”不断发酵：4万亿大旗高举；“双宽松”政策“决不动摇”；十大行业振兴规划接踵而至；上升之国家级的区域发展规划增至十个以上，立体式的保增长，涉及范围之广、决策效率之高，政策力度之大，史无前例。出口负增长，内需力挽狂澜，投资消费双双加码，有形之手功不可没。
2009年股市收了漂亮的光脚长阳线。透过现象看本质：年初贷款额度高，似前高后低，呈一个倒金字塔；而基本建设的工作量，则前低后高，呈一个正金字塔。年初在4万亿的大数下，各地区各部门都在发改委排队批项目，然后申请贷款，下半年则全面开足马力，加至促进消费的措施大规模铺开。因此去库存化、GDP增速、上市公司业绩都表现在下半年，表现在季季环比向好。
展望2010年，基本逻辑是：“4万亿”是跨年度的，基本建设的工作量更是（不少于一半）跨年度的，“双宽松”政策决不“前功尽弃”，十大行业振兴规划进一步落实，十数个区域发展规划是各级地方政府届内工作的大纲（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是垮二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如果说09年以粗犷型的“铁公机”为主，那么2010年除继续完成“在建项目”外，将在加速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时叠加以低碳经济、大消费、拉内需为主线的调结构措施，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强制性淘汰机制。2010年GDP增速超过09年没有悬念，复苏的行业、企业大为增加。因此对2010年股市的基本判断是：震荡上行，低点要夯实3000点，高点要突破4000点，结构性牛市依旧，呈一把“大汤勺”型，底部下跌空间不大，创出高位后有个向下的弧度。如果说2009年影响股市的变量是“政策力度”，那么2010年的变量就是股指期货和股票供应量，并决定其是进三退一的近似光脚长阳线，还是进二退一的近似光脚中阳线。
几点启示
巴菲特366亿美元投资铁路带来的启示
巴菲特用366亿美元投资全美第二大铁路北伯林顿铁路公司，用巴菲特自己的话来讲：是对铁路运输行业的豪赌。对此提出四点思考：
1、 低碳经济是未来发展的方向。铁路运输能耗是汽车运输的三分之一，是飞机运输的五分之一。符合人类对低碳经济的呼唤。
2、 相对垄断性。铁路运输相对公路、航空运输来说具有垄断性。
3、 美元贬值是趋势。巴菲特早在2008年10月就美国的金融经济形势表示“现在大家都为持有现金感到欣慰。他们不应该这样。他们其实选择了一种非常可怕的长期资产，这种资产最终不会带来任何回报，而且还肯定会贬值。”巴菲特认为：未来证券的投资回报率肯定要高于现金。
4、从长期看全球纸币都将贬值。美元作为世界货币1971年开始用国家信用代替金本位，从此美元过剩与日俱增，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带头印制纸币，各国相继效仿。所以回过头看，十年后全球纸币都将大幅贬值，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的差别。
笔者2006年4月在本报提出了世界货币将出现“3+1”的格局：美元、欧元、人民币+以黄金为代表的（包括贵金属、石油、煤炭、矿产等）货币化资产。笔者认为：人们天天都在讲这泡沫、那泡沫，其实美元才是全球最大的泡沫，他将影响、左右着全球各国的经济、金融。
中国储蓄率全球最高，同时20％的人占有80％的存款（如果这一前提存在的话），也即大多并非“养命钱”，而是货币资产，如果相当多人相信巴菲特的观点：现金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长期资产。那么这笔高储蓄转为实物资产又有哪些选择呢？房产、黄金、收藏、股票基金？今年以来房价、黄金屡创新高。而购买股票、基金除了作为门槛较低的投资品外，也包含了对实物资产占有的对价。面对房产调控，对房产投资多的来说，增加对股票基金投资的比例或许安全边际更高些。
适时开出国际板的启示
“开弓没有回头箭”，股改大功告成，创业板也已顺利开出，针对开国际板的呼声，笔者以为有三件事应该一起做：
1、 解决边缘化的B股问题。笔者于08年1月2日在上证报提出：利用A、B股的差价，回购B股增发A股，彻底解决B股的去留问题，这个方法对B股股东、上市公司、A股股东、外汇寻找出路都有利，且无法律障碍。
2、 有条件向境外自然人开放A股。笔者于2008年9月提出。资本项目开放必然是循序渐进的，对境外机构采用QFII的方式，从50亿到300亿美元的额度，经历了六、七年。而向境外自然人开放也可以设置很多渐进条件，比如：1、额度限制100万人民币（且实名制）；2、二国（地区）互有金融监管备忘录；3、凡是在上交所上国际板的所在国，同时必须有中国券商在当地开办A股的经纪业务，并设置一年的保护期。
3、 首推国外资源类公司上国际板。现金贬值，资源为王。国外资源类公司对中国采购漫天要价，你也没定价权，那咱另辟途径，分享收益；其次推国外有技术垄断的大公司。外国银行、投行、交易所来上国际板应该五年、十年后再考虑，为其注资，与国人竞争，还不如让国内大型银行再融资、让国内券商先做强、让国内交易所先上市。
适时推出股指期货与融资融券的启示
对股指期货、融资融券推出，是市场参与者经常为之议论的热门话题。那么如何适时推出呢？当然市场要足够的大，比如有权重较大的沪深300、中证500作为标的物；机构投资者占比已有相当规模；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结构、投资管理办法等制度建设已基本到位。然而超力量超部门的法制意识、法制建设还有待加强。当然还要吸取“三·二七”事件的教训。因此诸如，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利率）、税收政策（如“5·30”的印花税）、重大的行政措施（如“组合拳”）等都将对证券市场造成影响，撬动股指期货的杠杆更要放大十倍。笔者最近拿到一本台历发现美国把新一年在哪一天要公布经济、金融数据、央行声明等都早已固定（近400个）。因此在制度安排和信息披露上催生二个政策“倒逼”机制可供思考：
1、经济、金融政策数据、信息披露的公布应有法定的预知时间（或固定化）。以减少机构、利益集团的“寻租” 。
2、对证券机构投资者的制度安排，应该保持一致性，比如公募股票基金必须保持60%的最低仓位，成为股市的稳定器。如果说公募基金是60个法人，几百个基金经理各自为战，那么作为一级法人账户的社保、保险资金更应有底仓的管制，否则随着我国社保、保险规模的良性发展，其日益庞大的资金实力足以在证券、股指期市上获得双丰收。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