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前进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0年新年致辞中强调，2010年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关于2010年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应该从多方面来考察。
首先是关于中国的汇率政策。实际上，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外汇体制改革，自汇改以来直到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呈现单边升值的态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持续单边升值转向汇率稳定，一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复苏。现在人们关心的问题是，2010年人民币汇率还会继续保持稳定吗？最近国家外汇管理局称，将进一步理顺外汇供求关系，建立健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增强汇率等经济杠杆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笔者认为2010年人民币汇率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国际收支因素。国际收支变化是决定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它反映了外汇市场供给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如果国际收支盈余，外汇市场外币供给将增加，外币将贬值，人民币将升值；如果国际收支恶化，则外汇供给将下降，人民币会面临贬值压力。长期以来我国的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人民币也保持升值的趋势或存在升值压力。二是热钱的流动。如果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将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增加；如果投机资本流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减缓。三是美元币值的变化。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人民币币值对美元币值之比，它反映了当期人民币和美元的购买力之比。在一定的名义汇率水平下，如果美元币值下降，人民币币值就相对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就大；如果美元币值上升，人民币币值就相对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将下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收支仍然保持双盈余，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但是随着美元升值，热钱流入趋缓，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因此短期内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应该不大。
其次是关于货币政策工具。为了保持2010年适度的信贷规模，我国央行主要通过货币政策的工具来调控，央行要控制基础货币释放的速度和力度。影响我国基础货币增加的主要是外汇占款的增加、到期的央行票据和正回购，以及政府存款变动。控制基础货币的过快增加，央行需要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和正回购冻结这些资金，需要平衡资金释放和回笼的数量，使得基础货币的增加可控。当然央行可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银行体系的可贷资金，控制货币和信贷的增加，还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控制借贷成本，控制货币和信贷投放的规模。目前我国央行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投放或回笼资金，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从2010年的情况来看，外汇占款将继续增加，会导致基础货币增加，同时和往年一样，2009年12月份政府支出会大幅度上升，财政存款会下降，基础货币会进一步上升，因此2010年央行将继续通过央票发行和正回购工具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如果通货膨胀压力重新抬头，货币政策可能还会逐渐加码，央行可能会动用法定准备金率和利率工具来遏制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这将由2010年通货膨胀压力的变化趋势来决定。
再次是关于货币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2009中国金融论坛”上表示，中国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多重目标，目前要围绕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四大目标考虑政策制定。但是目标之间既存在一致，又存在冲突。一般来讲，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存在着冲突，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但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是一致的，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扩大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存在冲突，经济增长进口增加，如果扩大出口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国际收支会出现逆差或顺差减少；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着冲突关系，增加就业，刺激总需求，导致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的均衡是一致的，因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降低通货膨胀率，同时减少国内需求，进口减少，另外导致利率上升，资本流入，国际收支改善；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的均衡目标存在冲突，增加就业，总需求增加，进口增加，国际收支逆差。在这四个政策目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但是并不表示他们不能够共存，宏观调控需要在宏观经济目标之间取得平衡。笔者认为我国央行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相互配合实现宏观经济的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要科学搭配，把握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
最后是关于新增贷款及投向问题。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保持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货币和信贷的支持，2009年前11个月我国新增贷款为9.21万亿，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和增长。目前为了维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市场预期2010年新增贷款将继续维持适度信贷规模，新增贷款约为7万亿~8万亿元，比2009年有所降低。尽管如此，与正常年份相比，这一数字应该仍然较高。同时为了控制货币和信贷的平稳增长，防范通货膨胀预期，央行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控制市场流动性的投放，保持货币和信贷增长适度，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同时央行应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促进“扩内需，调结构”，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