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到2008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法人单位709.9万个，与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增长37.3%；产业活动单位886.4万个，增长29.9%；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2873.7万户，增长31.4%。其中企业法人495.9万个，增加170.9万个，增长52.6%，企业法人中，国有企业14.3万个，减少3.6万个，下降20%；私营企业359.6万个，增加161.4万个，增长81.4%。全国第二、三产业单位和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数为35507万人，与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同口径数据相比，增加8586.6万人，增长31.9%。
从上述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出，除了国有企业数量有所减少外，无论是企业法人单位还是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都有较大增长。假定企业所雇佣的人员在这四年中保持稳定，再假定每人在这四年中的消费亦不变，那么，企业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就业人口大量增加，从而消费总量也应该有一个较大增长，进而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亦有较大提高。
但这个推导与统计数据似乎不符。有关学者的调研表明，自1979-2007年，我国的消费年均实际增长9.4%，低于支出法计算的GDP平均增速10.5%，也低于投资平均增速11%。另外，一个经常引用的数据是，在过去的10多年，我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0%多一点，没有多大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就业人口增加而消费却不同步增长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一是虽然就业总量增加很多，但工资收入增长缓慢；二是人们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因此，为备未来不足之需，须储蓄一部分收入；三是人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不动产的消费中，例如买房占了普通民众的大部分收入，从而抑制了其他的消费支出；另外，农村消费水平提高不快，也拖了消费不足的后退，因为毕竟普查数据针对的是二、三产业，不包括第一产业，而农民是一产的主体。
从城镇职工而不是企业职工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9229元，而2004年这一数字是16024元，增长了超过80%。增速应该是很快的。但为何这么高的工资收入增速没有转化为消费需求，原因就出在上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计算的是其平均工资收入，平均一般指的是总量，但总量并不能反映收入的结构差距。而事实上，一般居民特别是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工资收入增长比较缓慢，差距显著。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是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有关调查显示，垄断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只有8%，但2008年他们的工资总额却占全国的50%。在边际消费倾向上，收入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消费也同比例增长，即边际消费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虽有较大增长，但由于他们的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他们并不会把收入增长的部分同比例或较大比例用于消费支出，再加上他们所占人口比较少，因此，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不会拉动消费的增长。
另一种是职工、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即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占比过低，而企业特别是政府占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这可从政府财政收入近10年来每年都比GDP更高增速表现出来。一些学者的调研也表明，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70%，其他国家的分配率也都普遍在54％－65％之间。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6）》有关数据测算，2005年我国GDP实现18万亿元，全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8万亿元，但职工工资总额只有1.9万亿元，只占GDP的11%，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反映在储蓄上，就是虽然我国储蓄率近年持续上升，但其中主要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在不断上升，比如，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13.3%，近年来已超过20%，而居民的储蓄率相对下降。
政府是通过税收及其他非税途径将国民收入从职工和企业向政府转移的，近年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达到35%左右，远高于世界多数国家。但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却偏低。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260美元左右，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在2007年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抵付，从而挤压了其他消费增长。
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长期难题。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目前面临与发达国家经历的发展阶段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如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就进入信息化，还没有完成市场化就进入国际化，另外，人口问题也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因此，在迅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过程中，会造成诸多不合理的问题，包括搞大规模建设，从这个角度说，消费率偏低有其客观必然性。但仅此并不足以解释中国消费水平长期偏低的现象。所以，我国消费率的偏低以及由消费所决定的内需的不足，有其特殊的原因。这个特殊原因就是上面所分析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再加上改革使民众对长期收入预期不好，以及大量的中产阶级，因购房没有多余的钱来消费，无法成为拉动消费的主力等这些因素的共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近年来一直在缓慢爬坡。
因此，要实现国内经济的再平衡，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将后金融危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消费促增长上来，除了采取诸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以及发放消费券等直接拉动消费的举措外，关键是要改革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更多的国资收入转化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甚至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建立起良好的再分配体制。为此，须在以下几方面着力推进：
一是强化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适度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市场价格，并使公共投资更多用于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大政府的公共支出，完善社保体系，包括健全最低工资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农村社保制度的建立，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三是优化收入分配调控体系，强化个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提高个税的免征点，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研究建立国有资产预算编制制度，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收入进行调节；四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松对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缩小行业差距，改革国有资源的配置制度；五是将当前实质为重化工业的城市偏好的发展战略调整为真正的城市化战略，包括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给予农民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轨道所必需的、带有原始积累性质的现金流量，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快发展服务业，为农民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