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同为金砖四国，同属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模式上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以致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比较，从中去探讨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

　　中国与印度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而印度的发展模式则是自下而上、市场主导型的。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与印度的初始条件不同。印度在经济起飞之前就已经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阻碍经济起飞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过多的政府管制，所以只要放松政府管制，市场力量就会得到释放，经济就会迅速走上高速增长的道路。中国在经济起飞之前则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力量非常弱小，因此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指导。由此差别造成的结果是，在印度，人们所看到的是政府从市场中的退出，而在中国，人们所看到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差别，才有了中国与印度不尽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别在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一是在产业结构上，印度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要远远高于中国；二是在GDP的构成上，居民的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要远远高于中国，几乎达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三是在国际化程度上，印度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要远远高于中国。存在于中印之间的这三个方面的差别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并且会对各自的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来看印度的产业结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导致其经济结构的演进，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农业占GDP 的比重会迅速下降，而工业占GDP的比重则会稳步上升，随着经济起飞，工业化走向深化，农业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工业占GDP的比重会继续上升，与此同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会逐渐上升，最后，当工业化完成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仅会超过农业，还会超过工业并成为国民经济中占比最高的产业。

　　但是，与钱纳里所发现的一般规律不同，印度刚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时候，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占到了很高的比重，不仅超过了农业，甚至已超过了工业。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在印度的GDP中，服务业占50%，工业和农业各占25%，与印度在结构上几乎完全相似的国家只有两个，那就是葡萄牙和希腊，但这两个国家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中等发达国家。从印度农业和工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同的事实来看，印度应该是一个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可是它在经济结构上为何会具有中等发达国家的特征。对于这个问题，法里德·扎卡利亚做了很好的解释，在他看来，印度服务业的早熟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印度缺乏发展工业的基础设施，从而导致了印度经济发展的独特之路，那就是在工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市场不得不去发展服务业。

　　印度的基础设施之所以匮乏，关键在于政府不作为，而政府不作为又是由印度的体制造成的。如前所述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市场导向的，政府规模较小，税入较少，所以没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印度做不了制造业，就只能去发展服务业，从而使得印度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奇高。然而问题就在于印度为什么能够在制造业发展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却能发展出一般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难以想像的、规模极为庞大的服务业，以致被世人称之为世界的“办公室”。概括地讲，印度的服务业发展得益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因特网经济的发展使得服务业的外包与分工可以分散到全球各处。服务产品原本就没有运输成本，但是服务产品经常是生产与消费同时发生的，所以，在网络诞生前，大部分服务都是本地化的。但是因特网的诞生使得服务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在空间上加以分离，从而使得像印度那样没有本地服务需求的国家也可以加入到全球服务业的外包分工中去。二是印度在全球服务业中所具有的比较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反映在两个方面：与世界上大部分拥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它有语言优势，因为印度是个讲英语的国家；与世界上大部分讲英语的国家相比，它又是个拥有低廉服务成本的国家。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印度的服务业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之所以非常高，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或者就像国际上很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它的经济结构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更加先进，而是因为它的基础设施过于落后，以及不同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禀赋，再加上因特网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如果以上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千万不要与印度进行简单的结构比较而得出中国应当加快服务业发展的看法或者政策结论，因为这会导致中国走上背离禀赋给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而错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性机遇。

　　其次，再来分析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为何会高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印度的个人消费高得惊人，要占到其GDP的67%，不仅大大高于中国，而且也高于任何其他亚洲国家，几乎可以和美国媲美，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可以说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了，大约为70%左右。在一个人均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中国和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印度，为何会有如此之高的居民消费率呢？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归结为印度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消费观所致。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除印度之外的亚洲国家是依靠储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而印度是依靠民众的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因此印度的经济增长要比大部分亚洲国家显得更加健康。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依靠本国居民消费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比依靠储蓄、投资和出口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定。但是，问题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在于为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不能顺利地走上依靠本国居民消费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

　　对此问题大致上可以沿着以下两个方向来加以讨论：第一，是居民的消费倾向；第二，是基本的财产制度。前一个问题的着眼点在于文化。尽管印度也地处亚洲，但是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曾经被英国长期和整体殖民，从而深受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结果，就像法里德·扎卡利亚所描述的那样，在印度，消费者就是上帝，年轻的印度从业人员不会省吃俭用地攒钱，等到迟暮之年才进行消费。这也就是说，印度人在消费上要比其他亚洲国家的居民来得更加积极和主动。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文化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行为在长期中演绎成为被称之为习惯的东西而已。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部分亚洲国家习惯于储蓄而不是消费呢？或者倒过来说，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印度的国民乐于消费，而不是更加偏好于储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产权。传统亚洲大都处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统治之下，居民的财产是不安全的，消费又要收到社会等级秩序的遏制，所以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财富窖藏起来，避免被政府充公或者清零，在这种情况下，储蓄不过是对于居民窖藏财富的一种十分不准确的用语。但是，当居民的这种行为逐渐变成一种习惯时，哪怕社会的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储蓄仍将成为大部分亚洲国家居民的一种与文化相联系的偏好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观察一下印度，情况就不同了，经过英国的长期殖民后，印度建立起了西方式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包括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和契约权、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及深入人心的法治，从而使得财产安全，并且未来可预期，这样，所有具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居民都会倾向于储蓄，甚至是根据未来的现金流进行贷款消费。正是这样的产权制度和法治系统，造成了印度高于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亚洲国家的消费水平，使得印度能够走上依靠内部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

　　由上可见，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否走上依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是经济发展的阶段；第二，是产权制度是否健全和有效。从历史上看，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释放的产能远远超过本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因此依靠出口来平衡和出清市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一个产权制度缺失的国家来说，不要说经济起飞是不太容易的，即使经济起飞了，国内的消费支出水平也会低于那些处在同样发展阶段但是却有良好产权制度的国家。不过，印度居民的消费支出要占到GDP的67%左右实在是偏高了，而这也正是造成印度贸易量偏低，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于大部分曾经依靠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的原因所在。至此，可得到这样两个结论：其一，像东亚那些过度依靠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乃至不可持续性；其二，像印度这样过度依靠内部需求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了满足本国过快的消费增长，以致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用于出口，这不仅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也会减少由贸易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干中学机会。所以，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制度创新，而对于印度来说，则需要控制消费的过快增长，增加资本积累、投资和出口。

　　最后，是国际化程度问题。毫无疑问，印度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比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都要高得多。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第一，是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程度；第二，是语言；第三，是人力资本的供给。

　　印度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要高于中国和大部分亚洲国家，在中国有竞争力的是政府，但在印度有竞争力的则是那些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没有政府的帮助，中国的大部分企业是没有能力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的，而在印度只要能够在市场环境下胜出的企业同时也就具有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语言也是一种国际竞争的要素，中国的企业家大部分不会讲英语，但是印度的企业家并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即精通英语，于是印度企业的管理层和创业人员无需翻译或文化向导，就能对西方和国际社会的前沿商务动态了如指掌，他们精通电子计算机、管理理论、市场营销战略和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所以与中国的企业相比，印度的企业便具备了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因为有了技术创新，印度的企业便有了依靠知识产权进行对外投资的能力。

　　相比之下，中国由于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这既与缺乏人力资本有关，也与缺乏有效的产权制度—如知识产权等高度相关），只能依靠中国廉价的劳动要素从事加工贸易，而难以依靠知识专利等对外投资。其中的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国际经济中流动性最强的是资本，其次是商品，最差的是劳动，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为丰裕的劳动要素，然其国际流动性很差，与劳动要素相比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更不用说那些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知识和技术，更是严重匮乏。于是，受人力资本短缺和知识产权缺损的制约，中国企业不可能对外直接投资，受劳动力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的约束，中国企业也没有必要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国际上任何国家的劳动成本都比中国要贵得多。结果，中国只能借助于国际资本的流入，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分工与贸易来实现国际化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与一般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印度确实与众不同。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印度经济发展中的以上特点，既反映了印度经济的落后性，同时又反映了它的先进性。因此，中国不能简单地以印度的经济表现作为依据来作出非理性的价值判断，比如，印度的服务业和国内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较高，就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出了问题，从而不顾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实际约束进行政策调整。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或者是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制度与要素禀赋的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关键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是否符合本国的存量禀赋结构及其动态的演进；第二，当经济增长面临制度或者要素瓶颈的时候，能否通过改革与开放来突破这样的瓶颈。由此可见，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内需不足、产能过剩、服务业占比过低等问题显然是不能通过结构调整而得到解决的，相反，我们所需要的是更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或者是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制度与要素禀赋的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是否符合本国的存量禀赋结构及其动态的演进；第二，当经济增长面临制度或者要素瓶颈的时候，能否通过改革与开放来突破这样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