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批判性精神和建设性思维的结合，才可能有创新性思维，也才可能产生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社会发展离不开创新，但并不是所有社会和文化都能有足够的创新。否则，就不会有过往文明的衰亡兴盛之别了。创新的土壤，非得伴随着竞争的因子不可。垄断之所以可恶，就在于对竞争的扼制。没有了竞争，思想活跃、科学进步、技术创新，统统谈不上。

　　垄断的极致，就是大一统的单一权力垄断。这种垄断，可能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世俗的。完全的宗教神权垄断，无疑是对一切世俗竞争创新的否定，也是核心神职人员集团利用宗教与教会对世俗社会的操纵和愚弄。世俗垄断的极致便是完全的国家垄断，如果国家及其行政机构和官员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予以全盘控制，就必然没有了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更不可能有竞争，不可能有思想解放和新思想的产生。而人的聪明才智被集中引到官场上，精英只属于官僚，而远离商业和工业的社会，是僵化和衰败的。如果说，上千年停滞和近百年来衰败的传统农业中国，就是这样一种完全国家垄断的典型体现，那么，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不断打破这种完全垄断的过程。

　　如果说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也就意味着，那种极致性垄断被打破的空间还很大，任务也很艰巨。如若对此认识模糊，改革进而增长和发展就必然会受到影响。

　　垄断的普通方式，是那些或者借助公权力，或者通过市场力量，所产生的对行业和产品市场的垄断。即使是通过市场力量取得的垄断，也会成为竞争和创新的对立面。更不用说，行政性垄断只能催生平庸了。

　　从短期看，一旦取得垄断地位，垄断者就必然会操纵价格和市场，而不管起初是否出于主观意愿。这种操纵是对消费者剩余的极大盘剥。没有了消费者剩余的市场，就没有了等价交换和公平公正，又哪里有真正的市场可言呢？

　　想要主导市场和操纵价格，就非有对产品、行业或信息的垄断不可。所以，操纵价格者，至少是上述三者之一的垄断者。这从我国当前各行各业及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垄断性价格与收费上，就可明显看得出。如果是行政性垄断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必然是由行政机关予以确定和调整。事实证明，行政机关很难确定出一个真正反映市场实际供求关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合理布局的价格。这种价格调整要么是滞后的，要么是超前的，不可能不是对价格机制的扭曲。即使那些不再通过行政定价和调价的产品与服务，只要存在垄断，也不会出现公平公正的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公众不仅受国内本土垄断之苦，也遭受着外来垄断的盘剥。外来者或者利用资本优势，或者利用产品和技术优势，或者利用中国政策制度的某些漏洞，通过合资、收购、控股甚至不法手段，轻易渗透和进入中国的诸种行业与领域。起初，中国消费者也许会获得短暂的价格或质量好处，但代价是本土自主品牌和市场的逐步丧失。等到外来者完成了行业和区域布局，获取垄断地位后，就将定价与调价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价格操纵的典型体现就是立马提价，最后真正受损的还是中国公众。

　　从中国的汽车行业、机械装备行业，到大豆等农产品加工、农业种子市场，无不体现出外来垄断的破坏性。近期由媒体调查披露，外资在控制我国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后，大幅提高种子价格，以至出现了“1克种子1克金”的天价种子，使农民饱尝国外高价种子的苦果 。

　　更为引人关注的是，直接关涉到我国制造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物流业，正在走向被外资垄断的局面。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外资企业已占据了我国国际快递市场80%的份额；进出口物流市场，本土物流只能做到沿海线一带，但因我国出口商品的80%左右按离岸价格结算，进口商品的80%左右按到岸价格结算，这决定了本土企业不但基本享受不到走出国门以后的物流增值业务，反而严重受到跨国垄断者的挤压；外来者越来越加大了对中国境内外物流渠道、物流基础设施的渗透、垄断和控制。比如，仅仅一家外资仓储地产企业，“在中国20多个主要城市就投资建设了60个物流中心和物流园区，占同期全国122个已经运营的物流园区总数的50%。已建成运营的仓储面积达到186万平方米，比国内最大的内资仓储企业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的仓储面积还要大。”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商品与服务都理应由本土厂商供应，开放是绝对必要的。问题不在于外来还是本土，而在于垄断。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意味着放纵甚至培育和强化本土垄断者；但是，开放也不意味着引进外来垄断者。因为，无论是外来者，还是本土者，一旦取得垄断地位，都会控制和操纵价格，都会侵害消费者权益，都会阻碍竞争和创新，破坏产权制度和市场机制。

　　由此，防止、反对和破除内部的、外来的垄断，正是相关公共政策的重中之重。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