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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谈了“贪婪”和“畏惧”，今天谈谈盲从。
盲从（herding），作为股民群体的“原罪”，并不在传统意义的七宗罪之列。通常它被译成“羊群效应”，也不足以反映其恶质。与自始至终温顺的羊群不同，盲从有极大破坏力。不妨想像一下动画片“狮子王”，非洲莽原上，成千上万的角牛狂奔豕突，狮子王为抢救幼狮贸然陷入阵中，立马粉身碎骨的浩大场景……
认知科学和脑神经研究的进展已大量揭示出“非理性行为”怎样阻挠人的自利追求的心理机制，而金融行为学的实验和市场调查也一再证实，人的非逻辑思维并非变态。你不妨平心静气地回忆，自己在买卖股票时是怎样达成决定的，你最熟悉的人——配偶、子女、亲朋，作抉择时的“理性”程度又如何，就不难体会到其中的道理。
主流经济学会争辩说，这就是市场的“魔力”所在，得到“看不见之手”的神助，市场用甲的谨慎去平衡乙的冒进，以B的贪婪来抵消A的畏惧，如此等等，于是在整体上，市场总能保持均衡和有效，个人的过失在市场里会消弭无形。
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在讨论“效用”时，事实上无不做了一个基础性的、也很要命的简化，假定一个经济实体（无论个人还是企业）的效用和其他经济实体的效用变动无关。这个假定的根本性谬误，就近取譬，很容易明白：年尾发奖金，白领某甲拿到红包500元，觉得相当欣慰，因为在这个坏年头老板还能体谅；但无意中得知同部门的乙拿到的红包竟有1000元，他会大感愤懑，甚至会抱怨还不如大家都别拿红包！老板自然不希望甲和乙通气，不然发出1500元的奖金，不但打了水漂，引起的后果很可能是激励的反面！
经济学里所谓的“帕雷托改进”——在效用改进和福利分配的讨论中至为关键的一个观念和机制——能否成立，高度依存这个牵强的假定。经济利益体之间效益相互独立的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类相互攀比的根性硬给阉割掉了，把“公正”或“公义”这个人类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从经经分析里剔除了出去。要是没有这个貌似技术性的效益相互独立的假定，现实中有不少被视作“改进”的经济增长，实际后果却是“帕雷托恶化”！
过去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说认为，个人参与市场交易只要不受拘束，就能有效甚至能增进社会福祉，这是个非常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它的实现有赖于许多约束条件，而凑齐这些前提条件，远非顺理成章之事。
个人的充分理性，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解，一般有三层意思：人追求自利而行动；人的自利行为贯彻始终；人有能力获取完全的信息并分析判断，直至找到最佳途径来最大化其自利的努力。除了“人是否只逐利而动”，以及“何为自己”的讨论将长久持续以外，人的自利追逐能否一以贯之，已被证伪。更不要说人是否有能力在复杂的系统里极大化他们的“自利行为”了。事实上，人们的效用往往处于摩擦甚至对抗的态势。在股市里，这种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假如说对个体“七宗罪”里数“妒忌”最难根除，引起的恶果层出不穷的话，那么对团体来讲（这里指股民群体），“盲从”的危害恐怕是最厉害的。
作为社会性动物，人和蜜蜂、蚂蚁，都是依靠协同大为提高组织整体效率的；但与后者不同，人基本是自利的，个体就是目的，显然不能像蚂蚁蜜蜂那样，只是系统的工具而执行给定的功能。人们要能组织起来而有效益，行为的协同要复杂得太多。怎样在遵从规则而不盲从（市场的）威权之间把握合理的“度”，因此是永恒的挑战。
盲从在证券投资中是“高致病性”的，这和股市的特质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传染病之所以能够勃兴为大规模的疫疾，大致需要三个条件：毒性剧烈的病原体、传播超过某个阈限、在适宜传染的环境下。1919年，造成5000万人病故的西班牙流感就是经典案例。在股市里，影响股价升跌的因素极多，和主流金融理论以为股价即均衡价格的反映，大幅套利机会已被杜绝的假说，出入极大，投机得逞的空间宽广，很容易触发“贪婪”、“畏惧”等原罪。华尔街的名言“有谁在看到同事、朋友、邻居在股市里莫名其妙地发了财，而这些人又不比自己聪明，还能按捺得住？”说明了股民攀比进而盲从的丰厚土壤。
在瞬间从买方跳到卖方，这在证券投资是常态，这与其他的市场行为很不一样。鞋卖得不好，制鞋商不可能一下子变到去买鞋囤积。火箭队的粉丝们不会因火箭队近期表现欠佳，而一跃成其对手小牛队的粉丝。而投资者因为在卖出和买进之间的瞬息转换，很容易就会使盲从上升到临界规模。但是，缺少了适宜传染的环境，盲从还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市场崩塌。
那么，诱导盲从演化成经济危机的环境是怎样来的？格林童话的一则故事令人难忘：一个神秘的吹笛人，带走了德国古镇里所有的男童，在笛声的催眠下，男孩们不管有多调皮捣蛋，都乖乖地盲从吹笛人走向消亡。在股市崩塌中，谁是这种吹笛人？更重要的教训是，要是能不受笛声的诱惑，更进一步，要是能看清盲从局面的荒诞，你将有什么样的机遇？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