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消费模式乃至生活模式的变革，必然会导致国际金融业发生结构性革命，由传统金融走向碳金融。
⊙葛兆强
2009年12月19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万人抗议、争吵纷嚷、谈判中断、大会延期、决议难产中落下帷幕。尽管最终没有达成有具体指标的约束性协议，但“低碳经济”这个词汇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震撼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思维，低碳经济有望成为继信息技术革命后的又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笔者认为，碳问题从一个技术问题跃升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博弈，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质疑和扬弃，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必将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低碳经济”这个时髦词汇的本质，我们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性的认识，对低碳经济引致的“碳金融”的发展趋势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研判。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发展策略。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有别于传统经济的新型发展模式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影响为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低碳经济”是一个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范畴，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正式概念的提出，则源于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此后，在巴厘路线图中被进一步肯定。但是，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其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将低碳经济与经济拯救联系起来，发达国家纷纷部署和实施“低碳经济”战略，从而使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得到广泛关注。迄今为止，关于“低碳经济”的解读是比较纷杂的，对其本质也缺乏统一认识。不同国家、不同组织、不同的人，都从自身所处的位置并基于自身目的进行“为我所用”的理解，理论界也从不同的学科对其进行理论诠释。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属于经济范畴，但本质上讲，低碳经济首先是一个技术创新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经济问题，最终应归属为政治问题。
低碳经济是一个技术创新问题
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通过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以及由此而致的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创新以及人类消费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有效控制碳排放，防止气候变暖，促进和保持全球生态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节能、降耗、减排，还是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都必须以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普及和推广为基础。即是说，技术创新是解决环境和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本质所在。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人类要控制和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主要途径有四：一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发展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将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捕捉并封存起来；三是发展清洁能源，增加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四是植树造林。就目前而言，这四条途径都存在着明显的技术瓶颈。首先，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就必须寻找到新的工业生产加工方法，如新的水泥生产方法、新的钢铁生产方法，以及新的汽车驱动途径和新的存储技术，也必须在建筑领域和交通领域寻找到新的节能减排技术。目前，一般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内在动力进行传统技术的创新变革。特别是，既有利益集团为保护自身利益，通常会阻止一些创新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使其产业发展绕过高耗能而建基于低耗能、低排放技术，像发达国家那样致力于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绝对是天方夜谭。其次，大力开发和推广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燃油等可再生能源，尽管符合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方向，但这些貌似取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通常会受到季节、天气变化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难以稳定获取，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用风力、太阳能等发的电储存起来。但是，短期内大规模储能技术难以成熟。而且，现有的技术将使得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十年乃至五十年内不具备商业竞争优势。第三，对于碳捕捉和封存，其广泛应用也面临相当大的技术和资金障碍。因为，这不仅涉及巨大的成本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修建数千个碳捕捉厂、数十万公里长的管道把碳排放储存于地下的巨大困难。第四，植树造林看上去是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简单易行办法，但是，制约造林面积增加的最大因素是水资源的短缺，如何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目前还缺乏技术支撑。
由此可见，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必须在技术上实现突破和创新。没有技术创新，低碳经济不过是人类的一个“美好幻想”而已。笔者认为，在技术创新方面，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加大对节能减排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创新的支持，积极致力于先进低碳技术的开发；另一方面，各经济主体也必须积极应用先进成熟技术，提高能效水平。目前，一方面要大规模推广应用成熟先进的能效技术、节能建筑、太阳能热利用、热电联产、热泵、超临界锅炉、二代加核电、混合动力汽车等，同时必须从战略上致力于新一代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运营，如三代核电、风电、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加快其商业化进程。在此基础上，应积极开展四代核能、太阳能热发电、二代生物燃料、先进材料等技术的基础研究。
低碳经济是一个经济问题
低碳经济尽管在逻辑起点上属于一个技术问题，但它是关于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函数集合，是一种相对于高碳时代的、低碳能源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要调整传统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质量，而不仅仅是物质的丰裕，更不是GDP的增长。实质上，从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们就已经对现代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表达了对以环保为核心的“后工业时代”的憧憬和向往。
笔者认为，造成气候问题，导致地球温室效应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传统的带病运行的成本外化工业化模式则难辞其咎。发展低碳经济，必须首先触动和改变这一发展模式，而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外部减排。否则，无异于一个肾病患者仅通过外部血液透析来代替肾脏排毒代谢功能。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仅仅依靠技术力量，低碳经济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也不会走得太远。人类面临的文明危机是双重的：一是温室效应造成的环境与气候的危机；二是工业经济模式本身带来诸多危机。其中，不断生产毒素的后者是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根源。发展低碳经济的本质就是在于建立高能效、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国际贸易关系模式。
但是，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大多数国家难以跨越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而传统的工业化产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低排放或无排放的诸如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比如，钢铁生产中一个电机至少是几十万千瓦，而一个风机提供的能源远远不够，而且风机是间歇性的，太阳能更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能源，尽管它的成本相对较低。三是现有的消费模式难以短期内得到改变。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乃至小岛国家和贫穷国家，消费模式基本上是趋同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消费者都追求和向往高碳生活，房子越大越好，空调批量越大越好，汽车排量越大越好。在发达国家不放弃高消费、发展中国家追求高消费的消费心态和消费模式下，世界不可能由高碳经济走向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一个关于国际政治话语权重组争夺的问题
低碳经济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在世界多极化发展格局下，它已经上升为政治范畴，是发达国家在其世界主导地位遭受新兴国家挑战后，试图利用科技话语和法律话语来继续管控世界的新方式，是约束新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器。从历史的逻辑看，低碳经济是“碳政治”的演进和合法化。“碳政治”发端于一套环保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环境政治，它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青年造反运动密切相关。这场起源于欧洲的青年造反运动引发了欧洲后来的各种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环保运动等。其中，环保运动进入欧洲政治的主流。随着欧盟的建立，环境政治加速兴起，进而为欧洲的“后现代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话语建构，并建立起相对于美国以及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其实，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局部问题。因为，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各种生态环境变化，既可能是气候变暖问题，也可能是气候变冷或时冷时热所造成或即将造成的各种问题，更包括范围更加广泛的诸如河流、湖泊、山脉、植物、动物种群、城市居住条件恶化、工业生产污染、地震或地质灾害甚至饮用水、食品等一系列关乎人类日常生存的基本问题。因此，欧洲的环境政治最初只能局限于欧盟，难以成为全球政治。可是，欧洲为了推行其“世界主义”，将环境问题政治化、全球化，就必须在环境问题上建构出属于全人类共同关心的“公共”问题。因此，全球环境政治就不能选择河流污染、土地污染问题，而只能选择“气候问题”作为全球环境政治的话题。
欧洲人正是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精心建构了一套科学话语和政治话语：首先建构出全球气候变暖与人类毁灭之间的科学联系，然后再建构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科学关系。而人类活动与全人类毁灭的中介环节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来临，因此，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就成为“碳政治”的核心内容。不过，作为一种理念、一种话语、一种技术，要变成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治或经济收益，就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因此，在科学话语建构基础上，欧盟进一步推动这套科学话语进入国际公共空间，并通过协商谈判机制来制定国际法，就导致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公约确立了解决问题采取的“公平原则”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而有效地将所有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在长达四十年的全球气候谈判中，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握着气候与环保的国际话语权。但是，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只说不练”，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履行技术和金钱上的承诺。相反，却向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即使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国内，它们在低碳经济方面也遇到了强大既得利益的阻力，政府当局也无所作为。
笔者认为，表面上，低碳经济是基于对全球气候变暖危及全人类生存的道德关怀，实质上，它是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对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背后隐含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碳”这种物质经过法律建构以后，具有引发金融扩张甚至金融革命的潜力。这种潜力的最大获利者，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处于制定交易规则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属于那些能够娴熟掌握交易工具的发达国家的商家。在碳减排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论分歧由来已久。鉴于低碳经济问题属于全球的公共经济问题，其实施却有赖于追求本国私利最大化的各国主体，所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商谈判在理论上是无法成功的。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形成一致性原则即为佐证。笔者相信，相关的争论分歧和政治博弈未来将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