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国读者来说，保罗·克鲁格曼的这本专栏文集姗姗来迟。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于1998年，书中的文章写于1995年秋到1997年夏之间，一半以上的文章发表于网络杂志《滚石》（Slate）上，其余多数文章发表于《纽约时报》、《外交事务》等传统媒体，还有一些未曾公开发表。这些评论文章没有固定主题，所涉主题甚广，包括就业、税收、全球化、经济增长和投机等话题。克鲁格曼认为，在这些问题上，那些正统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犯了错误，因为他们将经济学知识和意识形态搅和在一起，自觉不自觉地无视现实，盲目地推出一些能听起来非常美妙但实际效果可能会非常糟糕的经济政策。
十多年前，美国的保守派往往以供给学派为教条，强调税收是万恶之源，主张减税，这种主张成为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克鲁格曼对此予以巧妙回击。他在“凋谢的无花果叶：为什么保守主义革命总会失败”中，先引用了共和党人鲍勃·杜尔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说的一段话：“从一月到五月，你拼命工作换来的血汗钱只能用来纳税，好让执政党去实现他们制定的优先政策……在社会的某些角落，老祖母无法给孙女打电话，小孩子上学没课本，很多家庭买不起第一套住房……这一切的原因是缺钱？为什么缺钱呢？因为克林顿政府供养着一批只会花钱的天才，不是资助某种理论或者某项计划，就是增设一个机构”。这话听起来确实非常能打动人心，克林顿主政的美国联邦政府太可恶了，收取高额的税收，却把公众的血汗钱浪费在与国计民生无关的项目上。但事实是怎样呢？克鲁克曼只是调用了权威的《美国统计摘要》，就让大家明白了1994年美国税收的主要去向：社会安全21.6%，国防支出18.9%，贷款利息13.7%，医疗保险9.7%，医疗救助5.8%，联邦职员退休金4.2%，退伍军人津贴2.6%，运输2.6%，事业保险2.0%，国家司法体系1.1%。人们不难发现，政府支出的82.2%几乎都是公众所迫切需要的。可见，保守派对克林顿政府的攻击并没有依据，只不过在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玩弄修辞上的辩护。
克鲁格曼说，他并非想告诉鲍勃·杜尔某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只是想提醒读者注意杜尔和他的同伙们想让读者忽略的那些事情。克鲁格曼不仅对美国的保守派毫不客气，对美国的自由派他同样不会手下留情。
美国的自由派通常对全球化深恶痛绝，认为它应对所有的罪恶负责，贸易、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只是肥了那些资本家，广大的第三世界劳工却是受害者。克鲁格曼在“高赞廉价劳动力：低工资、坏工作总比没有任何工作好”一文中认为，这种看法颠倒了黑白，事实恰恰相反，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跨国资本家，而是第三世界的劳工。遍及全球的贫困，并非跨国公司榨取利润的结果，而是历史上西方国家殖民的产物。但就目前的全球化进程来说，第三世界的出口工业虽然只为工人们提供了极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但相比他们以往的极端贫困相比，已经大为改善。他以印尼为例，如果以一般人吃到的食物作为衡量标准，那么该国进步很明显：1970年，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不足2100千卡，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2800千卡。尽管印尼目前仍然有三分之一儿童营养不良，但1975年这个比例甚至超过50%。这种进步并非源自西方的慈善捐助，也并非因为印尼政府变得廉洁仁慈，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系的结果。
因此，克鲁格曼对保守派和自由派提出忠告，当你的愿望和数亿人密切相关时，不要被自己的政治立场所蒙蔽，尤其需要全面而周到地考虑清楚，然后再行动，这不仅是形成思考习惯的一个要求，也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简而言之，就是不要说“全球胡话”——克莱尔·卢斯发明的一个词语，意指与地缘政治有关的空谈和大话。
此外，在“地球的资产负债表：经济学家的‘绿色’贡献”一文中，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经济学家通常会比其他具有相同收入和背景的人群更倾向于保护环境。他借用了威廉·鲍莫尔和艾伦·布林德这两位经济学家的一段话来说明其中的原因：“当一家工厂污染了河流，那么它在燃烧煤炭的同时，也使用了一些社会资源。然而如果这家工厂只为煤炭的成本付费，却不对净水资源的使用付费，我们就可以预期：工厂的管理者只会在乎煤炭的有效利用，而不会在乎水资源的浪费。”
笔者觉得，这段话，对中国读者更具警示作用，可以帮助我们从经济学内部去理解为什么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因为经济活动中的私人成本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其社会成本，所以一旦遇到环境问题，我们就不能期待自由市场能发出正确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