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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启雯
以“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等为代表的学院派，曾把东方近代的问题归结为“古今东西”问题。时间上的“古—今”、空间上的“东—西”，分别以“国家”和“发展”作为时空纵横坐标，形成近代史认识的两大模式：“（西方）冲击—（东方）反应”、“传统—现代”，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冲击”，导致“传统”的东方国家进入类似西方的“现代”社会。
被称为“后京都学派”的日本学者、著名汉学家，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的滨下武志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视野》中，则“颠覆性”地提出，“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的‘内部原因’。”在滨下武志的研究视阈中，朝贡关系和地域经济圈是“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理论的两块基石。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史料并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对“冲击—反应”模式一次彻底的颠覆。
在滨下武志的研究思路中，世界经济体系仿佛是个大圈子，东亚区域是个小圈子，而中国则是另一个小圈子。虽然贸易圈有大有小，但形成的却是“奥运五环旗”的并列式结构，各个区域体系都是竞争关系。“与统治关系相比，朝贡体制的根本点是靠贸易关系在支撑，实际上是更加多面的、多层次的、在某些时候具有包容异质因素作用的一种体制”。
滨下武志认为，朝贡关系有两大特性：从政治角度看，朝贡关系是中国统治者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关系扩大到外围和四边，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的顺序排列，按邻接的“中心—周边关系”的同心圆的方式交错产生的一种体系，并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从经济角度看，“朝贡本身是一种交换”，主要围绕固有商品的定价而进行。比如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长崎，历史上由于贸易的关系，其彼此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就要超过其与各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实际上，通过以海洋为媒介的经济联系，进而通过大陆部分的海滨城市与内地的联系，再加上边境贸易所形成的国际互动，亚洲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因为朝贡关系促发和推动的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交易活动，产生了连接亚洲各地的交易网络、交易中心地、汇兑渠道和金融中心地等，形成了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
这个“交易网络”不仅与外部世界交换商品，同时对亚洲和中国市场的价格动向亦发挥一定的制约机能。它更成为当年西方诸家面对东方时不能不受到的“反冲击”。此后，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将这个市场逐步纳入世界市场之中时，“前近代亚洲市场”仍保留和继承了自身的历史延续性。
过去在追求新的国际统合观念方面，历来都是将“国家”以及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但是，滨下武志发现，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包容进去。因而，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把处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就十分必要了。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历史上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身的认识中寻找亚洲的历史。而地域圈内各地区的结合，必然形成发挥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这些中枢地在近代亚洲的人、财、物流动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东亚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关系是滨下武志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他紧紧抓住了“史料线索”——即白银的流通，追索导致东亚区域贸易结构的变化踪迹。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从白银的流向推导贸易“出超”和“入超”的研究和关注视野不同，滨下武志所关注的“白银资本”，实际上是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甚至是白银的生产能力。中国的财政结算体系是以白银结算的，这客观上加强了中国的白银吸纳能力，而日本的白银和黄铜的生产能力，使得日本可以在东亚区域体系内独立于中国，欧洲的殖民贸易体系也使得它能借助美洲的白银参与亚洲的贸易。
传统谈论欧洲和中国及东亚贸易，都不同程度地强调“鸦片贸易”和“殖民战争”对东亚经济体系的破坏，特别是黄爵滋等道光朝大臣奏折中所提到的中国白银外流数字经常被引用佐证。但滨下武志并不满意这种解释，他通过查阅大量的中印、中美以及中英的贸易档案材料，认为鸦片贸易仅是个“表面现象”，东亚区域贸易最终被纳入欧洲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更多是因为英国强大的金融体系。白银在全世界贸易交易中的汇兑决定了中国外贸的白银汇兑，而这一交易汇兑的中心在伦敦，伦敦汇票汇通天下——正是这种能力使得英国最终主导了东亚的区域贸易。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讲《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而不谈为什么采用“西班牙银元”而不是用“中国银两”的货币形式，那是因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入超，大量外国银元流入中国。“西班牙银元”质量好，人们爱用，故赔款用它作为货币单位，“中国银两”成色、重量不一致，还要加换算，太费事。在这一被我们忽略的微观历史事实背后，隐含着深远广阔的“国际权力易手”。
在探讨亚洲内在契机时，传统的办法与“各国历史的算术简单相加”无异。而滨下武志笔下的亚洲近代史、特别是亚洲经济近代史，则是作为“一个有机关联的历史体”和在“统一的亚洲面貌”之下来探讨，即“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而并非仅仅停留于“思考亚洲”本身。这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等学者近年来大力提倡“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新视野，可以说是 “相映成趣”或“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