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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横向比较一下这些国际石油巨头之间的利润率。统计数据显示，埃克森美孚、道达尔、壳牌公司2008年的净利润率分别是9.8%、6.6%和5.7%，而中石化是2%，中石油仅1.94%。数据还显示，中石化和中石油的效率仅为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二十三分之一，而中石油、中石化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国人的约4倍，相当于埃克森美孚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油老大的人力成本约等于美国的4倍。
除了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可比较的指标则是员工的数量。2009年二季度，创造4429亿美元收入、在全球500强排名第二位的埃克森美孚的员工8万人，人均实现收入高达553.625万美元，而创造2078.14亿美元收入、名列第九的中石化，目前员工总数是66万人、用工人数高达106.4万，每个正式员工的创造收入只有31万美元左右，如果算上全部用工数那大概只有国际标准的1%左右。冗余的人员，极为低下的生产效率，再加上之前所说的高昂人力成本，使得国内整个石油行业出现“高价格、高成本、低利润、高补贴”的多元悖论格局。
解开国内石油行业的多元悖论格局，其实也是一个最传统、最经典的委托代理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作为国内最大能源金融市场上的最大代理人，其本意不仅在于运作庞大的能源产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以其冲击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最大定价权能力，而且还需要为国内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不至于在现今国际投机势力蔓延的国际能源市场风险中翻了刚刚起锚航行的大船。现今的国际能源市场，与十年前已大不相同，大量的主权基金、投资机构以及私募资金都充斥在这个原本不太大的盘局，再加上全球泛滥的资本流动性，使得国际能源价格很容易成为脆弱宏观经济体系的一个不速之客。因此，这时候，中石油、中石化作为国内能源市场的巨头，其肩负的市场责任比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要艰巨得多。如果能合理处理能源市场的价格风险性和安全提供性，那么实现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指日可待。但问题是这些拿着最丰厚利润的国有企业在减少能源成本的创新动力和熨平国际油价波动的风险动力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是否存在激励机制呢？
很显然，作为主管部门的发改委和这些国有企业的老总非常清楚其间的利害关系。一旦遇到市场波动或者企业利空的消息，这些油老大马上可以通过各自的渠道上诉到上级部门，以求得到更大的行动空间和资源动员能力。2009年7月底，当遭遇国际油价的下调盘整阶段，根据公布不久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发改委准备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时，中石油、中石化不是就急忙以亏损面为由与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希望马上“完善”和修改新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吗？两大石油公司规避能源市场风险的脆弱性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尽早恢复对市场功能的本质认识，从技术创新背后所孕育的成本优势和风险收敛角度出发，尽管不是全部，但未必不是一剂良方。举一反三，我们也可以得到对待其他垄断企业的一贯态度：在调整价格之前，必须弄清这些垄断企业的定位究竟是什么，以及调价的真正目的。如果仅仅是以垄断企业的亏损或者保障这些公共服务性垄断企业的利润水平，那这样的调价难免有些牵强附会。如果将它们定位在真正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国有企业，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那么必须在科学界定其产业运营成本之后，政府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来弥补它们在市场的损失；而如果定位在以市场营利为目的的企业，那就要考虑市场开放后所产生的市场竞争性，逐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这些可竞争的市场格局，而不是简单依赖于上调价格。在功能定位明确的市场中，不会允许同时享受高垄断价格和财政补贴的双重待遇。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