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向阳 邹新 赵幼力 李露
李少君 王小娥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症结
1.问题的表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首先，外需拖累经济增长，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去年全年净出口同比下降33.6%，对GDP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拖累作用。由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欧美等国消费模式有所转变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期待下一阶段我国出口迅速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是不现实的。
其次，由市场主导型的内需增长乏力。
一是居民消费潜力难以释放。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总体上呈现出下滑的趋势，这一比例由1988年的49%下降到2009年的37%。
虽然，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速开始缓步回升，2007至2009年年均增长2个百分点。但是在当前外需对经济贡献减少甚至几乎丧失，产能过剩导致过度投资难以持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的严峻现实面前，如要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必须以前所未有的高消费来弥补，所以每年2%消费增速的提高是远远不够的。
二是民间投资仍显不足。去年投资高增长主要源于政府主导力量，全年国有投资同比增长35.2%，高于非国有投资7.15个百分点，二者增速差仍处于历史高位。从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看，全年国家预算内资金同比增长53.7%，增速高于其他各类资金，也高于往年30%左右的平均水平。
三是，后危机时代产能过剩问题不容回避。去年第4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81.5%，较2008年前三季度84%的水平明显下降。去年10月，发改委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六个行业作为调控和引导的重点，同时列出了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等产能过剩矛盾比较突出的行业。
第四，通胀压力逐渐增强。虽然去年全年物价水平低位徘徊，但触底反弹趋势非常明显。PPI环比自去年4月份以来连续9个月实现正增长，同比在12月首次转正即上涨1.7%；受食品类和居住支出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去年12月CPI同比增速迅速反弹至1.9%。
我们认为，今年的通胀风险不容低估，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去年资产价格的上涨不断强化居民通胀预期。据央行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去年4季度城镇储户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已由2008年4季度53.05%的低点连续4个季度回升至73.4%，显示居民对未来物价上升的预期持续增强。二是2010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上行的可能性较大，中国将再度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三是研究表明，中国的通胀风险大约会在货币供应大幅扩张后的半年到1年时间内显现。四是随着经济增速尤其是2010年上半年增速的进一步显著回升，通胀上涨压力加大。五是2010年资源要素价格及相关税制的改革将在客观上加大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风险。
第五，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去年我国全年新增就业人数1102万人，较2007、2008年均有所减少，这意味着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仍是中国当前甚至是2020年以前的一大突出任务。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具有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点，扶持其发展有助于实现“高就业的增长”。然而中国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在创造就业和产值方面还相当落后。
去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6%、46.8%和42.6%，而印度在2004年第三产业的占比就已达到51%，韩国2008年的相应占比则达60.3%，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更大。
2.问题的症结：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
在以上所有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矛盾中，我们认为收入绝对水平低和收入差距过大是症结所在。
首先，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速。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自2003年以来连续6年低于GDP增速；农村居民现金纯收入1997年以来连续13年低于GDP增速，这表明居民相应的产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1999-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速为20.2%，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11.5%。
其次，收入差距有所拉大。我国1981年的基尼系数为0.2927，而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19，至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0.48，最高20%收入组所占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8.3倍。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低收入、高消费倾向”的居民消费能力有限，“高收入、低消费倾向”的居民消费意愿有限，最终导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
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不高和收入差距过大所造成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错配最终导致中国总体消费倾向较低，而总体储蓄倾向较高。储蓄率高使得中国必须依靠全球市场来消化其产品，最终消费不足一方面导致在重要行业投资门槛较高、国际市场销路不畅的情况下民间投资机会不足，而民间投资多涉及吸收就业的主力军中小企业和服务行业，从而加大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则导致政府主导的投资易引发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和民间投资机会不足致使大量的民间资本无处可去，从而加剧资产市场的投机氛围，引发资产价格快速攀升，加剧通胀预期的不断强化与自我实现。
由于上述矛盾表象错综复杂并相互交织，如果不加大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和改革力度，中国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基础仍然“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周期明显缩短的背景下，其大起大落的风险将难以控制。因此可以说，今年管理层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在维护经济持续回升势头的同时，加大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力度，从根本上激活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将通胀控制在温和范围之内。
基于前述对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症结分析，我们认为，提高居民收入增速、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入手点。此外就是将投资从大量产能过剩的制造型领域转向潜力巨大的服务型领域，而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以及逐步打破相关垄断是重中之重，从而与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以及扩大消费形成良性互动。其中，引导资金流向还包括优化资金配置，注重将资金从房市、股市等虚拟经济市场逐步引入实体经济尤其是服务业领域，加强管理通胀预期并降低潜在通胀风险。
对今年经济金融走势及政策调整的预期
1.对中长期宏观政策和经济走势展望
从较长一段历史看，当前我国仍然处在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摸索阶段，虽然改革的路径仍有待探讨，但政策方向已基本确立，这些方向可概括为“四化”。
首先，城镇化，2010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城镇化步伐,着力点将在户籍制度改革；其次，民生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得全体国民共同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三，环保化，正在制定的新能源发展规划将把可再生能源作为我国“十二五”时期乃至2020年重点发展的领域和支柱产业。在发展新产业的同时，加大对于落后产能的治理，尤其注重利用信贷杠杆治理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第四，市场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行政干预。
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社会结构、人口红利和方兴未艾的城镇化进程等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未来增长的巨大潜力。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性调整取向的日趋明显，中国经济有望从今年开始进入新一轮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周期，城乡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将取得新进展，非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将更加和谐。
2.对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今年将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央行明显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对数家商业银行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引发了市场对宏观政策持续性的怀疑。
我们认为，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是较为常态的货币政策工具，所以此次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转向，属于针对12月CPI和1月贷款过快增长的针对性调整措施，旨在加大流动性的回收力度和有效控制通胀预期。只有利率政策的启用可能才是货币政策全面转向的真正标志。
目前要关注的不是宽松政策的“全面退出”问题，而是如何通过宏观政策的“有退有进”切实推进结构调整的问题。今年经济政策的大方向是在防范可能的经济“二次探底”的前提下，正式启动系统性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并密切关注通胀预期的负面效应和潜在的通胀风险，有效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首先，短期内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变，央行仍将坚持“适度宽松”前提下的动态调整。今年上半年，为有效管理通胀预期，昭示抑制通胀的决心，央行可能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加大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实施力度；加息则取决于已有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的调控效果、通胀变化对真实利率水平的影响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政策退出时机等几大因素，不排除上半年加息的可能性。
随着出口逐步复苏和境内通胀压力的逐步显现，人民币兑美元可能重回小幅升值的轨道，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小幅升值约3%；通过加大窗口指导和相关的调控手段，积极合理控制信贷增量，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尤其将加强对房地产贷款业务的窗口指导，加大差别信贷政策的落实力度；同时将对银行的信贷结构、资本充足和贷款流向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
其次，财政政策在坚持“积极”的同时有“进”有“退”。一是进一步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的民生支持类投资，逐步退出公共投资中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类项目以及产能过剩项目；二是将加大收入分配调整的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将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类公共福利设施投入，深化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体制机制改革；四是改革和完善资源税，推进包括水、煤、电、燃气等资源和公用事业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再次，其他主要政策。第一，加快城镇化发展，相关政策将围绕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破除城乡二元分割，提高城市化率而展开。第二，将出台刺激民间投资的政策，扩大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范围，尤其大幅降低对服务业的投资门槛，努力拓展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第三，通过加强监管和增加供应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3.对今年主要经济与金融指标的预测
一系列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走势预示着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GDP增长有望呈现前高后低，预计全年增速可达9.5%左右；由于投资高增长具有一定惯性，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保持高位，但较2009年略有回落；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策的引导、收入的增长和消费者信心的增强，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IMF于今年1月26日公布的预测显示，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9%，据估算，全球贸易增长率将达到9%，我国出口增长率可回升到18%左右，增长势头明显；考虑到低基数，CPI、PPI翘尾因素高达1.24%和2.87%，今年通胀压力更大，而产能过剩致使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不通畅，PPI的上涨幅度将大于CPI的上涨幅度；项目投资周期的惯性以及中长期贷款的投放粘性决定了2010年信贷投放规模将保持在相对高位的水平，全年仍然前高后低。
尽管当前由于美元短期升值、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好于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迪拜危机引发资金避险需求等因素导致资金回流美国的现象发生，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境外资金流入的可能性仍远大于流出的可能性，外部流动性可能会构成一个新的流动性增长点，2010年的流动性依然会相对宽松；2009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局面不可能继续上演，预计房地产市场将维持一段时间的“量缩价稳”的态势。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