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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升值也许未必就是美国为了“乃伊组特”(周立波语)而下的药，但是确实有些误解需要澄清，否则大家心中始终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认为《广场协议》导致日本被美国放了鸽子。
我2002年回国的时候，就提出让人民币加快与美元脱钩，否则会被美元拖下水。当时一边倒的舆论认为，人民币升值就是中了美国人的圈套，国内的经济学家们认定，如果人民币升值，我们就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他们甚至还说，日本最近20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莫不起因于广场协议。
我没有研究过货币史及其近现代条约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以我的唯物史观基本认知，我相信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有必要探寻一下日本当时的内因条件。日本房地产价格当时已疯狂到了“东京地产市场可以买下半个美国”的地步，在此情况下，日元升值就刺破了房地产泡沫。本来，如果日元继续对美元保持低估的弱势地位，日本国内的房价相对于这个低估的日元购买力来说，并没有泡沫，但是一旦日元升值，导致市场对未来价值的判断发生逆转，大家预计日元的购买力增强，转而使得日本房地产丧失投资价值。日本政府为了挽回当时糟糕的金融市场的局面而承担了大量债务，导致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比其日本GDP还要高。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日本看起来那么成功，那么有朝气，这种转变看似来自于汇率升值的后果，实则是日本长期实行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以致国内所有产业和投资人都不能单独用日元对各项资产给出合理定价，而一旦这种汇率机制发生了变化，企业家和投资人均无所适从。
没有透明公开的货币发行机制，汇率就是徒劳的；没有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利率也是徒劳的。因此，我相信，单纯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对于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可能作用不大。当前最大的问题，我认为不在于我们该如何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而是应为未来人民币独立于美元的发行机制做好各种准备，否则，我们真的可能遭遇到日本式的麻烦。
我不敢说2002年开始人民币改革就是最好的时机，但看着周围高涨的房价，逐步空置的写字楼，越来越差的租金和投资收益比，我相信当时推行汇率体制改革的代价一定比现在小得多。我现在反而不那么强烈地展望和建议汇率变化了，因为在国内目前的房价水平上，在国内大多数银行主要投放对象是房地产开发和按揭，大多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的情况下，改革人民币汇率体制，将刺破多大的一个泡沫啊。我看到一份统计数字说，国内在建的写字楼办公面积相当于6800个迪拜最高塔，还有统计数据说，仅北京空置写字楼面积就相当于德国前五大城市写字楼面积的总和。
有人说我们现在政府的债务只有大约GDP的20%不到一点，有实力承受冲击。拜托持这类看法的人醒醒酒再说话，日本政府当年如果不是为金融机构背包袱，而是效仿中国用央行“再贷款”的方式解决问题，想来不会有这么高的负债。如果我们推出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不能肯定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不会上升。届时，除非央行再次动用“再贷款”，否则财政就会面临高负债的危险。
回顾德国和日本在广场协议后的表现，有人认为德国的经验值得学习。我认为，德国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就是重视CPI指标，将其作为货币发行机制的依据，这后来深刻地影响了欧元的发行机制。世上发行货币有两个最大的制约条件：防止错误的货币发行机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防止落后的货币发行机制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德国走了前一条路，以控制通胀为主线；美国走了后一条路，但是任何人其实都无法事先知道哪些资产有泡沫，唯一的办法就是执行华尔街创始者提出的“全过程、全对冲”原则，美国之所以惹出这么大的危机，就是因为他们在房地产还不能通过做空机制而获知其融资成本时，就放开房地产贷款相关的交易。
因为产能过剩，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我们无需过分担心通胀的困扰。我建议，干脆反其道而行之，用更完善的资本市场来为人民币市场化机制铺平道路，加快资本市场各项制度建设，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全过程、全对冲”的框架，让各项资产（包括大宗商品，权益类资产，政府及公司债券，按揭贷款等等）都能得到合理估值。然后，人民币汇率改革水到渠成，那我们就不会有日本式的危机了。
(作者系上海建功思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