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中国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长率都能维持在8%以上，称得上是个奇迹。当大家都在赞美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是否注意到，我们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多不公平现象？

  让我们来用数据说话。经济学当中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通常采用一个指标叫“基尼系数”，它相当于说一个经济体中的财富在人口中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如果所有的财富归一个人，那么基尼系数等于1；如果所有的财富平均给每个人持有，那么基尼系数等于0。通常，经济学家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一定收入差距是合理的，比如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但如果基尼系数太高，就表示不公平了。按照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估计，中国2001年时的基尼系数为0.45；2004年该数字上升到0.469。当前的基尼系数至少不会比0.47低。

  6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一段时间曾经追求完全平等化，其结果是生产率高的人慢慢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个经济走下坡路，这就是大锅饭的弊端。改革的效率优先原则就是针对这一弊端提出的。但效率优先原则，如果不辅之以促进公平的公共政策，后果就很严重。因为这会带来潜在的社会矛盾，增加社会成本；同时大量低收入家庭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社会缺乏足够的人才；大多数家庭不够富裕，缺乏消费的激励。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景：大量的资源用在了社会协调上；人口虽然多，可高素质人才匮乏；出口下降了，内需跟不上，只能依靠高投资刺激总需求。

  也因为如此，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收入分配不公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开始采取措施来加以应对，比如通过各种惠农政策增加农民收入；通过转移支付增加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通过医改等来降低低收入家庭的支付等等。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围绕收入分配不公平来制定相应的措施，会有效解决现在的不公平问题吗？

  解决收入不公平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这种不公平的来源。我把该来源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因政府管制本身带来的不公平。据公开统计数据，现在收入差距大体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2008年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3.3倍；二是行业收入差距，2000年是2.6倍，2008年达到4.77倍。如果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行业之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可以预见到，这些差距肯定会缩小。我在这里并不强调地区差距，原因在于，人口的区际流动现在的障碍不大，资本的流动更是没多少障碍，因此，随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差距会自动缩小。但城乡和行业的差距，是管制带来的，前者是户口管制，后者是单位身份管制。好在现在一些地区已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所以期望不久的将来城乡差距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缩小。但行业壁垒很难消除。哪些行业收入高？不用统计数字，大家都知道，中字头的国有大型垄断企业职工收入高。现在采取的办法是直接管制这些企业的工资水平，问题是这种管制会有效吗？笔者认为，只有让这些企业的成本透明，并接受社会监督和审计，才是真正有效的办法。

  第二，因权利不平等而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政府管制实际上带来了权利的不平等。农民工进城，原本可以自由择业，但一些城市限定了其就业范围，也就让农民工难以获得挣更多收入的机会。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使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公平竞争，其背后也仍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城市居民拥有更好的受教育的权利。虽然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教育的平等性，但实际上不同出身的人面临的教育机会是很不同的。一个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可以拥有好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拥有好的师资，不仅学习好，还可以学钢琴，练棒球；而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不仅只能面临很一般的学校和师资，而且根本学不起文艺或者体育技能，即便农村父母想投点资，也找不到人教。这种教育不公平，从一开始就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这种等级自然会反映到以后的收入当中。教育权利是不是真的不公平？同样采用基尼系数，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系数是0.37；而美国是0.13；日本是0.17；俄罗斯是0.14。只有印度比我们高，是0.56。而印度正是一个权利不平等严重的国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被称为经济学家的良心，他在研究印度、孟加拉等地方的经济时，明确提出，这些地方之所以会发生饥荒，不是粮食不够，也不是生产不行，而是那里的很多人缺乏权利！因此，要解决收入不平等，恐怕首先要解决教育的不平等。现在我们总是拘泥于择校问题，殊不知这仅仅是城市人的烦恼，更多的农村孩子和小城镇的孩子，连基本的学校都没得择。笔者以为，要解决教育权利的不公平问题，必须采取差别工资制度，允许农村和小城镇的学校的教师享有更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这样才能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其中。

  第三，因财产不平等而产生的收入不平等。现在收入不平等会导致富裕的家庭积累起大量的资产，比如有钱人家可能购买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而另一端则是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可能买不起一套住房。住房的不平等就是财产不平等的一种。这种不平等看似收入不平等的存量表现，实际上其后果会影响深远。这是因为现在处于财富顶端的家庭，其财富水平会增加得更快，钱越多，越容易赚钱。财富存量的不平等会自动加剧以后的收入不平等，这还是其一。其二，这些家庭的后代拥有巨额财富，也就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发展机会，结果通过代际传承，不平等会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假如不针对这种财产不平等采取相应措施，那么整个社会就可能失衡。即便富裕家庭的财产取之有道，这种严重的财产不平等也会给富人自身带来麻烦，道理很简单，社会矛盾的激化，实际上相当于给他们施加了外在的社会成本。更何况这些财产当中未必取之有道。因此，采取恰当的公共政策，来弱化这种财产不平等实在很急迫了。这些公共政策包括加大财产税征收力度，并把财产税发展成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这样不仅可以弱化财产不平等，还可以改变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片面发展房地产的混乱局面；开征遗产税，增加遗产继承成本，同时辅之以捐赠减免税制度，激励富裕家庭向社会捐赠；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干部财产透明化等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