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给货币政策设定多目标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有影响，但从当前的客观现实看这是必需的。这样，就有了如何实现次优选择的问题。一方面，货币政策的不同目标应有轻重缓急，要因时而定；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本职工作”也不能忘，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包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潘正彦

  今年头两个月，央行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个百分点。3月，在公布的2月份经济数据中，尤其是CPI数据，在去年11月转正后，今年2月加速上升，达到2.7%。为此，市场开始猜测央行是否会加息，甚至货币政策是否会转向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目标。

  但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传递的信息却仍然是今年将继续实施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今年全年的信贷规模增量仍将要达到7.5万亿元。虽然这个规模小于去年，但如此大的信贷规模仍然是名副其实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这一点上看，目前的货币政策已将去年的“保增长”转变为“防通胀和保增长”双目标。

  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货币政策的双目标、甚至多目标，存在着次优选择问题。

  单一目标制何以“曲高和寡”

  在中国，对货币政策单一目标制的“法律地位”确定，曾经经历过很多波折。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强调双重目标，即经济发展和币值稳定。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做到既能控制通货膨胀又能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1986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中央银行……应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从这些政策要求看，货币政策的双目标制在实践中应当占主导地位。

  但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则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提出了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问题，即“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在1996年3月全国人大提出，“九五”期间物价年均涨幅要低于经济增长幅度。因此，稳定币值不仅成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目的，而且也成里中央银行按这一目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律依据。

  然而，单一目标制似乎只是个理想。不仅理论界仍然在为货币政策是单目标，还是双目标、多目标争论不休，而且由于单一目标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因此，在《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即使有关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减少了许多，但中央银行在实际操作上仍然是游离于单一目标和多目标（实际上是双目标）之间。

  有人甚至把“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条文解释为，货币政策目标当然是要保持币值稳定，但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显然，这样的解释和操作是与中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把经济搞上去是经济社会中的头等大事。中央银行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标，这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单一目标只是理想，双重目标才是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需要努力地搞好平衡。

  可是多目标制比单一目标制实现起来难度要大很多。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想。因为，不管是按行为学还是根据一般逻辑，同时要达到两个以上目标，显然要比达到一个目标困难很多。所以说，双目标、甚至多目标（如现在提出的四目标）在实际操作上可谓困难重重。更何况多目标制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多目标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首先，货币政策与市场波动联系过度，甚至产生共振，将导致货币政策自身过度波动。货币政策在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两个选择上，虽然经常要有所侧重，但更多的是要“服从”市场需要。其结果是，有时过度的侧重变成了偏重。如，当需要经济增长时，往往投放很多的货币。但过多的货币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或直接引发了通胀。而后，治理通胀又成了中央银行的主要政策目标等。

  例如，从近年货币政策实际操作的情况看，曾有过从稳健的货币政策，到“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再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多次变化。这种货币政策“松—紧—再松—再紧”的频率变化与经济波动发生了共振，导致货币政策自身不仅波动加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它的独立性。

  其次，货币政策操作力度越来越大，客观上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政策弹性和政策效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近几年来，不管是针对通货膨胀，还是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力度似乎是越来越大，政策操作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是好事吗？例如，2007年央行十次上调准备金率，五次提高利率。甚至对已经20年未采用过的特种存款也被再次使用。货币政策的力度似乎在不断加大，但政策的实施效果与调控目标之间始终有较大差距。比如，2007年通货膨胀控制目标是3%，但是从3月份开始这一警戒线就被突破，8月份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6.5%，11月份创下十年新高，全年达到了4.8%。为此，2008年开始又不得不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再如对信贷增量的控制，也是每年“水涨船高”，特别是每年的第一季度几乎是无法控制。在最近几年，一季度的信贷增长份额几乎都达到了年“计划”的30%到50%，即使在实施所谓“从紧”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是这样。显然，高频率、高强度地使用货币政策，客观上反映了货币政策的弹性和效率在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削弱。特别是当货币政策面对不断增长的居民储蓄和热情不减的各类社会投资需求时，似乎也没什么办法。这就反映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明显受到制约的。

  因此，可以说，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制显然不是一种最优选择。

  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如何实现次优选择

  在货币政策目标无法实现最优选择时，次优选择应该是明智的选择。

  首先，货币政策多目标的次优选择表明，各个目标的实现应该是有轻重缓急的，要因时而定。例如，所谓的无通胀、或者低通货膨胀的经济高速增长只是良好的愿望，是货币政策“不能承受之重”。从大量事实看，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存在着现实联系。

  现在，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但由于中国人均经济指标在世界上仍然落后，因此，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中国的发展目标。只有有效的、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才能改变这一状况。这就需要人们接受适当的物价上涨。这既是观念的转变，也是符合现实的合理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目标只能兼顾经济增长与稳定币值。比如，央行行长在提到货币政策多目标时就表示，“在货币政策诸多政策目标之间，还是需要有所平衡、有所取舍，有些方面是有矛盾的。这些目标并不是都能一致起来。经常是非常为难的，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最后就是取舍，哪个好取哪个，谁都希望有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但是实际上没有”。从这种表态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很难有最优选择，只有次优选择。

  其次，在货币政策多目标中，不能忘记货币政策的“本职工作”，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包括通货膨胀预期。

  为此，我们应该承认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很高的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必须承认物价上涨的客观趋势。但这就容易形成通货膨胀的预期。而如果过度渲染这种预期，就有可能导致物价加速上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对此，古今中外都有深刻教训。

  因此，一方面，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目标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见”，绝对不能越高越好。往年，货币政策中货币供应量（包括信贷）增长率的制定实际上是与经济增长率匹配的。但是，在具体实施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经济增长率不断向上偏离目标。随后是货币供应量、信贷供应量超预期增长，再后就是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很明显，货币政策必须防止被胁迫。一旦经济增长有偏离目标的倾向，货币政策就应该出手。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对控制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过度预期必须有所作为。货币政策不仅能控制引起经济增长过热的关键因素——货币，而且对付中国式通货膨胀——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应该是最有效的。这方面，中国有比较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例如，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就比较大。因为相对于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在需求管理上有更大的效果。同时，利率政策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作用也比较明显。

  货币政策不仅可以直接调整利率、而且还可以通过调整利差来控制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从而达到起政策目标。因此，货币政策始终不应该忘记其“原始”使命：保持币值稳定。

  总之，虽然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制实现起来很困难，但既然是次优选择，就要不辱使命，因时、因地、因境，择机而动，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