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南方企业家来访，谈到其企业生存状况，不免忧心忡忡，颇有朝不保夕之虞。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生产成本（包括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税收负担沉重、新劳动合同法的制约、招工难度增加、灰色支出（包括寻租与公关成本）显著上升、企业研发能力不足且研发投入微薄、社会责任相关支出与环境保护成本日益上升等诸多方面。

  对未来的经济态势与政策前景缺乏稳定的预期，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利润空间不断缩小，致使不少企业家萌生退出之意。可是有谁来接手呢？打拼了那么多年，当然不甘心以超低价格出让给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那么转让给其他民营企业家呢？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

  经济动荡时期，民营企业家信心明显受挫，一些人也只是勉强维持着，同时也在考虑结构性调整和战略性转移之策。

  在过去两年里，至少笔者所遇到的此类企业家，已经超出一打。其中有些已经退出，套现了部分资产和现金。设想一下，在什么样的氛围下，会有大批有胆之士涌入市场试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冲浪搏击，最终修炼成为市场认可的企业家？在什么样的氛围下，他们又变得瞻前顾后，恨不得全身引退？

  经济学家对动物精神的阐述，源于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构建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代表作《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当时，凯恩斯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来突出个人（企业家）信心对经济后果的重要作用：如果要使国家恢复市场经济秩序，带动经济走向繁荣，投资家和企业家必须在预期并不明朗时依靠他们的勇气或冒险精神，把他们的钱再度投入市场之中。

  凯恩斯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情感可以由消费者信心来加以测度。信任也可以被包括在“动物精神”之中或者经由它而产生。除了由投机所引发的不稳定性之外，还有人类本性特征所引发的不稳定性，我们积极行动的相当大一部分动力依赖于自发而无意识的乐观主义，而不是依赖于数量化的预期，无论是道德的、效用主义的还是经济的预期。大多数经济行为源于理性的经济动机，但也有很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人类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预期具有可变性，这种可变性常常由“动物精神”所驱动。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所进行的长期预期包含很大比重的非理性冲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乔治· 阿克洛夫教授和行为金融学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在他们近期畅销的《动物精神》一书中，对凯恩斯的动物精神一说作了这样的阐述：“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语和中世纪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词是‘心灵的’或是‘有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

  在现代经济学中，“动物精神”具有略微不同的含义，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它被用来特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还意味着我们和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特有联系。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克服恐惧感和优柔寡断。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动物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构成要件，它体现了乐观、冲动和冒险精神。投资与创业的成功概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风险预期和风险偏好程度。一旦乐观、冲动和冒险精神有所减弱，而一时冲动的乐观情绪又有所动摇，以致迫使我们只能以数学期望值作为从事经营的根据时，企业便会萎缩和衰亡，尽管畏惧损失并不比希望获得利润有其更合理的根据。

  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已到了社会利益冲突不断强化的深水区，社会群体在加速分化，在这种时候，企业家肩负着双重职责，一方面他们需要获得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并得以持续发展的最低利润水平，另一方面他们还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职能，增加或维持一定规模的就业人数，本身就是企业对社会稳定与经济福利的重要贡献。因而我们呼唤并倡导“动物精神”，实质上就是在呼唤市场经济机制的复归，它符合人类在自发竞争中提高绩效和竞争能力的天然理性。

  （作者为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