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洛华

  中国人自以为性格含蓄内敛，而西方人则外向直白，其实未必。我看，中国人表达现状的时候非常直白：“我失业了，还没有找到新工作”。西方人则委婉得多：“I am between jobs”，直译为我正处于尚未找到新欢和已经摒弃旧爱之间的过渡时期，这种说法更鼓舞人心。老外还有一些较为含蓄的表述方式，比如：那些拒绝自我改变的人最终总是被改变。

  我一直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时候，那时全国人民都有一种蓬勃的力量，大家普遍感觉国家民族和自己本人都有着光明的前途。那时候的改革力度非常大，而阻力却很小，因为人民群众拥护这样的改革，小平同志也因此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尊重和爱戴的领袖。

  1994年我参加工作时，虽然物价在普遍上涨，但是大家并不感到恐惧，反而很乐观，都觉得有机会，只要好好干，就一定有更美好光明的前途，眼前物价上涨只不过是前进路上闹心的小飞虫，阻挡不了我们的脚步。那时，中国经济比较看重外贸出口企业，只要能赚外汇，多花些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当时美元远比人民币值钱，即便按照不合理低价结算外汇，但是同时给以企业一个购买外汇的额度，可以抛出获得额外收益。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加大了开放力度，来了许多外资企业，后来又是科技革命，我也就是那个时候加入了外资企业当了一段时间的成本会计。我感觉那个时候社会上普遍有一种激励每个人的动机：80年代就是懵懂的乐观向上，90年代就是好好干事业，认真学技术，慢慢从公司初级分析师升上去当经理，这可能就是大多数拿工资生活的人的职业生涯的路线图了。这个时代里，如果有这样一个家庭，一定很受大家的羡慕：丈夫是外企的骨干，平时工作很忙，虽然也偶尔抱怨外国老板什么都不懂，事情都不会干，自己挑大梁但是收入还不到老外的几分之一，但内心还是满足的。妻子是另外一个外企的白领，两人抽空去国外旅行，孩子很聪明，很小就会说英语。夫妻俩买了房子，还在认真还贷款，平时利用公司出差培训或者开会的机会，常到国外走走，心里就很满足了。

  到了新世纪，世界突然变化很大。首先是各种资产价格上涨非常快，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工薪阶层要操心的各种事情越来越多了，而社会上最吃香的职业不再是外企白领，而是公务员和央企职工，价值体系中最受推崇的是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业。最近10年里最受尊敬的典型家庭组合似乎是：丈夫是公务员，妻子是央企的部门负责人，两人分别从正常渠道分配到了两套房子之后，又利用银行青睐公务员的政策贷款各买了两套房子，平时各地孝敬和单位分配，使得他们生活成本很低，父母都很健康，一家过着低调的生活，孩子在国外学习，偶尔也奢侈一下。周末晚上，夫妻俩暗暗算来，差不多有将近千万的合法财产了。最开心时刻，是一个星期里面同时传来了两个好消息：丈夫收到了去党校学习的通知，而挂在孩子名下的房子所在的楼盘又涨了10%。

  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建立一种好的市场激励机制，让大家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来让其他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或者生产成本降低，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回报。所以，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可以缓解一时的社会矛盾，但是这样救济的办法是保留了整个社会原有的激励机制，这个机制鼓励大家学生时代就入党，大学毕业去考公务员，任劳任怨地工作。虽然这样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是创造财富的，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越来越庞大的结果，会使得与之相关的人群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并有可能阻止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事业。

  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心目中最好的工作不是去创业冒险，不是去企业打工，不是去科研开发，而是去政府部门按部就班熬资历，那么，这样的激励机制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有人说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全面过热的风险，有可能出现“失控的繁荣”局面，还有人说年底就有可能出现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率。我以为这些都不是货币政策或者其他政策层面的问题，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我更倾向于认为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导致那些积极进取，提高效率，科研开发等努力没有得到正面激励，而那些按部就班，捂住房产，无所事事的人反而收到了超额的回报。这样错误的激励机制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了。

  我乐意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挑战，我相信我们在伟大变革的前夜，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作者系知名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