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等物价指数与公众感受差别较大，需要按照国际准则和我国家庭开支权重的变化抓紧改善。因缺少对政策变动的充分解释，常会出现误读或过度解读。这显示出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增强与公众的沟通，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傅 勇

  随着一季度经济数据的出炉，政策天平更多地由保增长向局部过热一端倾斜。与去年底甚至是不久前的标准判断不同，国务院对一季度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变化。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定，仍有二次探底风险之类的措辞不见了，而是更多地强调了房地产过热，以及通胀预期的增强。从工作部署上，特别提出要努力稳定价格总水平，并具体给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指导性政策。

  这样的判断，是建立在一季度数据以及最新一些变化上的。这再次展现了政策面灵活的调整能力。在今年开局的一个季度里，宏观经济大幅反弹，物价也出现了较快上涨，而在房价续涨和异常天气的刺激下，通胀预期进一步增强，物价形势比预想的复杂。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胀，印度等国被迫加入了加息的行列。

  为应对如此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需要更新宏观经济治理理念。危机凸显出了近二三十年来宏观经济领域出现的若干新特点。金融危机证明，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宏观治理思路，未能有效应对现代经济周期发出的新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回归危机之前的正常趋势，这些新特点必须得到正视，并依次更新宏观调控思维。

  过去25年时间里，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即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通胀基本处在低位，然而金融危机却时有发生，包括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美欧的信贷危机以及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既然危机的主要策源地已转移，宏观当局的政策目标和手段就应该更为广泛。危机之前，宏观政策主要是以物价稳定和低物价为目标，IMF首席经济学家Blanchard等人日前撰文建议，政策当局应同时关注产出的构成、金融市场变动以及汇率波动等其他方面。

  问题是，随着政策目标的增加，政策当局也应使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幸运的是，政策当局其实是有相应的手段可供使用的，逆周期性的财政政策、财政方面的自动稳定器、以及外汇市场干预和金融监管等。这些手段，在危机之前被广泛忽视了。特别需要强调的教训是，金融机构在危机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传统视角认为，金融机构在各市场上的套利活动可以保证市场的有效性和价格的合理性，但当市场受到某些冲击时，则会发生过度投机、泡沫、恐慌、崩溃等非理性现象。

  不存在通货膨胀而资产价格却高涨，这使得央行处于面对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只有一种工具的困难之中。通常选择的是，以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坐视资产价格走高。历史经验显示，从长期来看，这种政策的风险很大。未来的政策导向要求宏观调控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并引入相应的逆周期机制，以抑制金融投机。从这个角度来说，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有效结合起来，应成为未来宏观调控框架的重要思路，以此可以弥补将利率作为单一政策工具的不足。当一般物价稳定而资产价格大幅上升时，加息会加大产出缺口，此时可以启用更有针对性的调控资产部门的手段，比如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杠杆率。这样政策组合或能在实体经济部门和资产金融部门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

  限于多种因素约束，我国可能会继续慎用加息手段。这中间有中美利差和热钱的因素，也有政策选择的会计成本差异问题。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提出，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央行借国内存款者的钱购买的，这意味着，不考虑汇率变化的损益，要达到收益成本持平，就要使利率不高于外汇的报酬率也就是外国的利率。央行还有铸币收入，可以增加一点灵活性，但是外汇储备量太大，铸币收入相对很小。所以，如果说外汇储备招致了损失，那是通过压低利率转移到了国内储蓄者身上，或者说是压利率，补汇率。

  在这个背景下，启用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手段显得十分必要。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无疑是房地产。统计数据显示，房地产业对利率相当敏感，加息对于抑制房价上涨当然会有较好效果。不过，利率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政策变量之一，政策面对于加息显然还是过于慎重的。最近从中央到地方，针对房地产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从政策组合的角度，这是个值得尝试的努力。

  近期有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观点认为，央行应上调目标通胀率，以便增大应对通货紧缩的政策空间。美国的通胀率将已有所抬升，有迹象显示，美联储将会增加对它的容忍度。显然，这一建议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央行的。在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潜在的目标通胀率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国家提升目标通胀率，那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很可能要面临更严峻的通胀。

  通货膨胀预期是否会自我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面在治理通胀上是否具备公信力，以及公众如何评估未来通胀的程度及持续性。这首先要求改进通胀指标的统计，提升公众信任度，避免因不信任而出现通胀恐慌。当前的CPI等物价指数与公众感受差别较大，加强宣传消除误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应按照国际准则和我国家庭开支权重的变化，改善CPI等指标的核算。其次，应逐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因缺少对政策变动的充分解释，经常会出现误读或过度解读。这显示出政策当局在与公众的沟通上，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