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银行投票权提高1.65个百分点，既反映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地位的肯定，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过程中责任担当的一次信任投票。但世行权力部分东移并不具有太多指标意义，世行真实治理结构，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各国应当关注的是如何找到更有效路径，建立没有贫困的世界。对此，中国的角色空间可以很大。

  章玉贵

  刚刚落幕的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其中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中国在世行投票权提高了1.65个百分点，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尽管有评论认为，这反映了国际经济政治版图的变化，但仔细分析投票权的具体变更，会发现这样的结论似乎有些勉强。投票权遭到实质性削减的，主要是欧洲三大经济强国德、法、英；日本虽少了1.22个百分点，但绝对投票权依然很高；更应关注的是，美国维持15.85%的投票权不变，继续握有最终否决权。可见，本次投票权的部分东移，某种意义上是美国顺应发展中国家要求力压欧洲主要经济大国削减投票权的结果。世界银行的真实治理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笔者关注的是，中国在世界银行中话语权扩大的真实意涵，这既反映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地位的肯定，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过程中责任担当的一次信任投票。从中国在国际经济棋局中地位变迁来看，30年前，中国一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绝对额还不到3000亿美元。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越过4万亿美元大关。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按1美元兑6.831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折算，为4.909万亿美元，非常接近具有指标意义的5万亿美元大关。国外有媒体认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就将超过日本进而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显然，面对占全球经济总量9%左右的超级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适当削减自身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并将其部分转移给中国，是非常自然的逻辑安排，况且中国还为此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考察中国在世行投票权扩大的一个重要参考点，应该是中国自身在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以及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国际贡献度。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报告，在1960年至2006年间，24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分组发生了变化，在地位上升的12个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而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已将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列入接近“高人类发展国家”的行列。30年来，中国的脱贫人口接近美国全国的人口。而号称在经济上要全面赶超中国的印度，不仅经济规模仅及中国的四分之一，迄今仍有3.72亿贫困人口，大大高于中国的2.54亿。此外，印度文盲率高达四成，而中国在消除文盲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还剩下1亿左右的文盲。不仅如此，中国在帮助低收入国家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国际努力也举世公认。根据业已解密的外交档案，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依然向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提供了总额达40.28亿元的无偿援助和贷款。这个数字，接近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十分之一。统计资料显示，迄今，中国已向亚非拉和南太地区的16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受援国建成了2000多个项目，已有近10万名官员及管理和技术人才来华培训和研修。2000年以来，中国多次宣布对外免债。而为了帮助非洲经济发展，中国设立了50亿美元规模的中非发展基金。所有这些，均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所承担的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

  然而，中国这些年来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却没有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长期以来，中国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甚至不及一些欧洲中小国家。尽管发达国家在十分不情愿的情况下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投票权从2.94%提升至3.66%，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成影响力却要超过中国；尽管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早就同意增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但握有否决权的美国未必很快兑现承诺。两年前，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那既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肯定，更是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林毅夫在佐利克领导下的一种责任担当。况且美国人早就看出，世界银行在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有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即便将来由中国人接掌世界银行行长之职，大概也不会对美国根本利益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尽管西方已经默认世界经济力量正在向东方转移的事实，并乐意看到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他们只是想把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中，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挑战既有国际经济准则。

  可见，世界银行权力的部分东移，并不具有太多的指标意义，各国应当关注的是如何找到更有效的经验和路径，以共同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显然，中国在这方面的角色空间可以很大。

  未来中国要做的，既要在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信心与力量的同时，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更要思考如何总结本国发展经验，萃取出具有国际普适性的发展模式，为促进全人类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