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宏

  对于近期的全球市场来说，由希腊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正在扰动着全球投资者的神经。从纽约到伦敦，全球股市因“欧债危机”而变得起起伏伏。

  不过，在汇添富亚洲澳洲成熟市场(除日本外)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刘子龙看来，上述危机的发生和发展完全在预料之中，并不用费心揣测。相反，危机对于未来QDII投资的影响才是最值得注意的：“欧洲债务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中长期增长格局只能进一步放缓，全球资本会更关注能够由自身内需支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及投资机会，比如亚洲、澳洲和黄金等避险工具。” 言及此，未来将重点投资亚洲、澳洲市场的他，忍不住有些摩拳擦掌。

  “欧债危机”是次贷后遗症

  “欧洲公债危机其实是上一轮危机后“以公债养私债”的后遗症。而美、日、英等国也已面对类似的公债问题，未来紧缩财政以灭赤是唯一出路，经济增长的脚步无法不受影响。”刘子龙说。

  刘子龙认为，目前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源头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在雷曼事件后，全球政府都启动了一轮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救助计划。实质上，是把金融机构的债务转移到了政府和国家的身上。”

  而这种做法正在显露其的危害性。在刘子龙看来，目前欧洲、美国、日本都面临的高额财政赤字的负担，而这个负担和不断“以债养债”的历史操作手法，正在显著损害发达国家的信用评级。

  “经济状况较差的希腊只是被这根稻草压垮的第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国家都有高负债问题。”他认为，未来大部分高负债的发达国家只有一个出路，就是降低赤字，否则将步希腊后尘。因此，无论这些国家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降低是逃不过的命运。

  新兴经济体的机会

  而同样的次贷危机，在亚洲、澳洲等国家经济体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亚洲国家大部分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受雷曼事件影响小，且亚洲地区在经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历练”后，金融体系相对健康安全。”刘子龙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亚洲国家来说，主要问题是出口市场的萎缩，因此刺激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和发达国家忙着用政策和财政“补窟窿”大不一样。

  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政策退出”的道路。刘子龙认为，亚洲和澳洲等新兴国家的刺激政策率先退出，不是如希腊这样“被迫”的，而是“主动的”。这恰恰证明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比较健康，发展前景比较好，因此，国家敢于出手调控经济热度。

  刘子龙认为，未来的亚、澳等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在度过此轮债务危机的影响，完成货币和财政政策“正常化”后，将迎来持续的成长机会，而发达国家则可能因为“消灭赤字”的要求，而继续保持紧缩状态。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将是未来全球投资的重要特征。

  捕捉“政策退出时代”的投资机会

  那么从哪个角度来捕捉这样的投资机会呢。刘子龙认为，以下三个角度将是此次全球“政策退出时代”的投资机遇。

  第一个是“中国内需”。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上一轮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并随即展开大规模内需刺激的计划。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走内需之路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前景也是相对明确的。“因此，在这过程中，直接服务或参与中国内需市场的公司将受益良多。比如，在香港股市中存在大量业务与中国内需相关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很多并没有在A股上市。”

  第二个是新兴经济体的上游资源。尤其是国内无法自给自足，对外依赖度很高的，比如，澳洲的铁矿石等等。这些资源由于下游有一定的“需求刚性”，因而成为另一类的“中国需求”主题。

  第三个则是硬通货的投资机会，比如黄金，白银等。

  “而无论怎样的策略，选股时会平衡个股的估值和其成长性，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刘子龙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