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上帝时尚，把地球调成了震动模式”——在国内外接二连三的地震和救灾中，眼见不同国家救灾应变表现迥异，动员能力的重要性再度凸显，而动员能力的重要性又不止于应对灾害。

  动员能力是文明与人类社会诞生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人类文明得以诞生，关键是尼罗河谷、黄河中下游居民在与洪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动员组织能力，由此形成了有组织的社会。

  动员能力是决定一个社会在战争和灾害考验中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单有物质财富和生产力并不能让一个社会长治久安，中国对此已积累了无数惨痛教训。经济繁荣富庶甲于天下的大宋王朝之所以先后两次覆灭于落后小民族之手，关键在于动员能力虚弱。鸦片战争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总量较小、人口少得多但动员能力强大的小国击败了一个经济总量和人口都要多得多的大国。按照安格斯·麦迪逊估算，直到1820年，中国GDP仍比西欧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近30%， 正是由于动员能力不足，中国连续败在西方列强炮火之下，进而被强行固定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不利地位上。

  动员能力又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发展的关键，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对先驱产业的推动，直至对外战争，成败高下都取决于动员能力。西欧是现代产业革命的发祥地，数百年来，其动员能力是全球其他地区的楷模。但民主过度的现行体制已令今天的西欧动员能力空前虚弱，尽管西欧雄心勃勃意欲再造辉煌，但在2007年至2009年经济金融危机中，虚弱的动员能力一次又一次令西欧沦为笑柄。

  鸦片战争后百年有余，中国曾始终苦于国家能力不足，经过数十年血与火考验方才锤打锻炼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从1976年唐山地震到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灾、2003年非典、2008年南方大面积雪灾和汶川地震，再到2010年玉树地震，以及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至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在长达34年的时间跨度里，技术手段的变化堪称天翻地覆，中国政府和社会在抵御灾害、救灾、灾后重建和反经济危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则一脉相承。不仅同是2010年地震的海地这种发展中国家不可比拟，就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拿2005年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的表现与中国相比，也须汗颜。结合6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巨大进步（包括纵向和横向），中国在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及其重要性可以想见。

  一国动员能力得之不易，保持更难。要保持足够的动员能力，首先要保持足够的政府财力。资本短缺是中国面临的长期约束，政府财力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均不如其他西方主要经济大国，即使在中国政府财力充裕的今天，这也没有根本改变，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澄清某些被搅混的事实。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一文流传甚广，此文指中国财政规模过大，称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5.1万亿元，占GDP的21%，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中国政府规模大于美国。其实，这是把不同口径财政数据放到一起比较了。陈文引用的数据包括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在内的全部收入，但与之比较的仅是美国联邦财政收入，而美国财政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2007年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总额51321.78亿元，2007年美国GDP为138112亿美元，我查阅的美国国会预算署统计数据，同年美国联邦财政收入25682亿美元，经济统计局报告提供的当年美国州政府财政收入约20190亿美元，两项合计45872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33%，州以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尚未纳入计算，这个比例已比中国同年全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12个百分点了。若按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历年这项指标都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左右。

  动员能力同样表现在人力上面。中国体制在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并不仅仅表现在财政汲取能力方面，更表现在发现和动员人力上。从财政汲取能力到动员人力，这些能力的价值永远不会是过去式。功业成于困苦磨砺而毁于安逸，我们的前辈不知承受了多少磨难方才锻炼出这套动员能力，我们会不会溺于一时之快而毁之弃之？看看希腊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看看这块小小的希腊溃疡如何将欧元区拖到崩溃边缘挣扎不已，我们需要警醒。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