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目前存在什么重大隐患或难以克服的问题？中国经济中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有哪些？应当如何解决？今年是否经济转型的关键年？市场化改革究竟存在什么困难？目前的关键性经济问题是什么？货币政策是否应当收紧？对于这些问题，需要长篇大论来详加分析，笔者在本栏小小的篇幅内，只能提供某些线索供大家参考。

  首先，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在一些经济领域，原先积极推进的市场化进程已被代之以资源垄断和权力配置机制。从第一季度GDP增长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在总量增长方面呈现出过快和过热的现象。其中主要推动因素是各级政府通过集中扩大投资和信贷规模，强力拉动GDP这一单项经济指标，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化了国有工业部门和企业在增长中的比重和市场份额。

  工业生产增长明显，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8%，1到4月份累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1%。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7.6%，集体企业增长12.0%，股份制企业增长19.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6.8%。重工业增长19.4%，轻工业增长14.1%。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8.4%。从数据来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增长率似乎差距不大，但实际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整体中占据份额仍然较大，股份制企业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由国有部门控制的。同时，笔者认为在所有制的类别划分中，集体企业的界定较为含混。

  今年前4个月，中央项目投资3833亿元，同比增长10.6%；地方项目投资42910亿元，增长27.6%。内资企业投资43066亿元，同比增长28.1%；港澳台商投资1627亿元，增长13.0%；外商投资1866亿元，增长1.3%。相比之下，外商投资增长与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差距明显。而且，地方项目投资增幅远超中央项目投资，并不能说明整体投资的集中程度在减弱，因为从投资方向分析，各地投资的趋同化态势非常明显。

  这些数据凸显出的事实是，经济增长方式仍主要依赖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集中投资带来的有限规模经济效应，单位产出效率和能耗比例关系仍未得到显著改进，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占据绝大多数资源和能耗的主体。而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仍然受到挤压和蚕食，同时地方政府举债总规模已达七万多亿，这是隐含着不小风险的。

  今年“两会”期间大家较为疑惑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设定CPI控制目标方面是否显得过于乐观和自信了？虽然到目前为止，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仍坚持认为，今年物价水平控制在3%的目标，概括起来是“有难度，能实现”。但相当一部分学者和市场观察者认为这一目标达成的概率比较低。

  笔者认为，下半年的通胀压力将持续增加，而国家的相关政策则可能会前紧后松，因为在第三季度甚至第四季度大幅度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存在一定风险，也可能产生其他方面的副作用。比如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预期，可能迫使政府继续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4月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2010年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65.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48％；狭义货币（M1）余额为23.39万亿元，同比增长31.25％；流通中货币（M0）余额为3.97万亿元，同比增长15.76％。当月净投放现金577亿元，同比多投放66亿元；4月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34％；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36％。以上数据表明货币政策调控已经有了一些效果，但货币流动性仍然充足。

  在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证券市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短期利好消息与政策难以全面支撑投资者信心，因而股市的阶段性下滑，逐步探明底部和稳步推升，可能是今年下半年的主基调。笔者预计，今年的GDP增长大致呈“前高后低，逐季递减”的走势，而CPI则相反，呈“前低后高，逐季递增”的走势，宏观经济态势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今年持续强化的通胀压力很可能成为乐观预期转折的信号。不过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内需的持续增加，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向好趋势性通常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但在笔者看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乐观预期将会发生转折，因为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尤其是就业承载能力最强的中小民营企业的现实状况，现在还不能支撑乐观向好的预期。并且这个拐点很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开始显现，而全面显现则可能在2011年的下半年到2012年的上半年。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