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

  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地方，那中国增速最快的地方是哪里？恐怕许多人不知道，是内蒙古，而内蒙增速最快的地方是鄂尔多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总结了18个改革开放的综合发展典型，其中有鄂尔多斯。在科学发展观方面中国总结了5个典型，也有鄂尔多斯。这便是各方热议的鄂尔多斯现象。

  中国六分之一的煤炭储备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备，以及羊绒和稀土，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成就了鄂尔多斯的“羊煤土气”，成就了鄂尔多斯的豪举：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康巴什新城；只有15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路虎5000多辆、保时捷3000多辆，奔驰、宝马2000多辆，丰田SUV 15000多辆；东西越贵卖得越好……

  故而鄂尔多斯经济奇迹和令人目眩的财富背后，是有几点特别值得关注之处：其一，与依赖引入外资拉动GDP的“苏州模式”不同，鄂尔多斯吸引的主要是大型央企；其二，与同为煤炭大省的山西不同，鄂尔多斯不光富裕了一批煤老板，地方政府利用雄厚的财政实力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对牧民的补贴，而不少农民利用征地的契机也实现了快速致富；其三，花5年时间建设的康巴什，原意要成为鄂尔多斯的市中心，但如今却成了一座少人居住的“空城”。其四，一夜暴富后的自我迷失感，让很多人分了钱回来先买车，再盲目高消费。

  撇去喧嚣的财富泡沫，笔者以为，鄂尔多斯现象蕴含了很多体制性问题。

  在鄂尔多斯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可谓枢纽。一方面，他们掌握着自然资源的分配权，决定着吸引哪些企业前来投资、获取土地和矿产资源的价格如何。由于招商引资并非单纯的“出价最高者得”的游戏，透明度并不高，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这也意味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在鄂尔多斯，不少煤矿是私人老板拥有，所谓“有多少煤矿，就有多少亿万富豪”；另一方面，较大的财政收入赋予了政府极大的开支权，如果这种开支权在没有公开、透明的约束机制下，很可能造成资源挥霍与浪费，也容易成为寻租的温床。在警惕泡沫的同时，更应警惕泡沫背后的腐败陷阱。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要处理好两种分配关系：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横向分配关系与在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的代际分配关系。后一点，对鄂尔多斯这样的资源性城市更加重要，但却更容易被忽视。人的行为都是短期化的，很难对未来作出理性且负责任的思考。政府官员任期的短期化更加剧了这种倾向，政府可以利用强大的财政资源，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高额征地费等途径收买当地居民，来获得对透支未来的默许。一旦资源开采枯竭，且环境被严重破坏，留给子孙的唯有苦涩。但是在“短期心态驱使下，竭泽而渔的现象却屡见不鲜。眼下，因为鄂尔多斯的草原黄金羊绒是经济链条的核心所在，但因为羊绒大战导致价格下降，致使牧民们不得不更多养羊，过多放牧，脆弱的草原生态遂遭遇无法承受之重。

  再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人通过奋斗创造财富，但是财富并非终极目标。作为个体的人，所追寻的终极目标是幸福。不幸，很多富豪的钱来得太快太容易，还没来得及思考什么是幸福。太多的富豪更关注现实的享受与尊荣，而缺少精神层面的追求。他们可能难以理解：巴菲特为何仍蜗居于1958年购买的老屋内，为何一辆车可以开几十年。中国的企业家无有不向往巴菲特财技者，对他的人格力量却 视而不见。 巴菲特生活的简朴、对物质的淡泊，与旺盛的赚钱能力、一掷300多亿美元做慈善，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总让他们失语。富豪有钱如何花，固然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但在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分配不公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一掷千金只能招致公众的不满并激化社会矛盾。富豪要有“比花钱消费更高的追求”，这何尝不是一种社会责任？

  无论如何，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警惕盛世图景下的挥霍和体制性腐败，必须遏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资源财政，合理设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提高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和公众审议制度，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未来和子孙后代负责。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