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城市最近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缴纳各种社会保险的工作正在强化，富士康大幅加薪，对出口行业冲击很大，更多企业准备跟进，加之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中国出口部门似乎面临前所未有的成本增大压力。那中国凭借低成本优势才获得的世界工厂地位，是否可能因此失掉？

  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增加居民收入，以及打破强势部门的垄断，扩大民间投资，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这就意味着，出口仍然是将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渠道，如果世界工厂地位有失，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就会蒙上阴影。

  伴随着经济增长，物价和生活费用上涨，工人会要求增加工资。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人的贡献相比，这一轮工资上涨，来得算是迟了，只是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了制造业的低工资，才显得突然了些。工资水平提高，制造成本水涨船高，对出口部门自然不是好消息。可是，由此断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保，却太匆忙了些。

  第一，出口部门中，不同行业的成本构成差异很大，比如制鞋业80%是人工成本，但机电业人工成本只占10%，据统计，目前，低人工成本的行业占出口部门六成以上，比如机电业已超过纺织业成为第一大出口行业。人工成本上升，远不至于全军覆没。

  第二，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证明中国的出口部门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个优势是综合的，除了劳动力成本低之外，还有管理的优势以及相对低的环境标准。严格说，没有纯粹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其中定蕴含管理技术，如果工资提高了，同时管理的方式和方法进步了，比较优势就不必然会丧失。

  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增长与环境相和谐，是大势所趋，但是，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过高的环境标准，是一种奢侈。中国还处于“倒U”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部分，还要做好环境继续恶化的心理准备，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出口部门的综合优势仍将继续。

  第三，劳动力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中国仍然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也就是最过剩的国家，特别是农村，有数亿的劳动力等待进入世界工厂。沿海出口企业，是他们最佳的就业选择。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是出口部门不景气、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不匹配，以及新一代员工与上一代迥然相异的劳动和闲暇的偏好关系等新变化等造成的暂时现象。总体说，出口部门工资的上涨空间有限，经过此次急速的补偿性调整后，会趋于稳定。

  第四，中国出口部门的比较优势，主要不是与自己，而是与其他国家比，也就是与中国具有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印度、东南亚、东欧等国家相比。虽然我们的工资提高，但如果总的制造成本，或者质量，仍然强于他们，那中国的出口部门就不会收缩，相对份额反而可能继续扩大。当沿海部分地区成本抬高之后，只有很少的企业搬迁到东南亚，绝大部分仍旧留在原地，就说明我们的比较优势仍在。而且，正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才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没有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超越。

  第五，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提高。现在的劳动力的主体，主要是“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他们的教育背景和素质更好，学习能力更强，因此，相比前一代的工人，他们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即便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实际成本却并非同比例上升，如果工资上涨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企业的实际成本甚至可能是下降的。

  当然，应该承认，中国出口部门的比较优势正在收窄，与后起新兴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且最终可能会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未雨绸缪的调整是必需的。

  部分内陆地区已在准备承接沿海地区部分产业了，特别是制造业的转移，不过，这种转移至今尚未大规模发生。这是因为转移是需要上下游产业、原材料市场支撑的，毕竟，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法律和制度环境，特别是政府行为的调整还都没有到位。

  即使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也会有相当多的企业留在沿海，这一部分企业，应该就是那些脱胎换骨，就地完成产业升级，走向产业链高端的企业。也许，富士康会是其中的一个。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由于规模巨大，成本低得惊人，苹果、戴尔等巨头，难以找到其替代者，这让富士康有了与苹果们讨价还价的本钱，苹果估计也会让渡其部分利润给富士康。另外，虽然企业管理有种种瑕疵，但是，富士康的管理还是一流的。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趋于消失，在竞争对手后来居上之前，上述的转变应该尽快完成。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