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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胀隐忧面前,寄望公众时刻保持镇静和理性是不现实的。管理通胀预期,最根本的解决思路,还在于如何让市场和公众愿意去相信政府的政策是内在一致的,而不是彼此冲突的,从而不给通胀预期留下发酵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制度上创新,包括适时引入通胀目标制和调整CPI指标所含各项商品和服务的权重,使之符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形。
自去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管理通胀预期”以来,这一提法不仅为去年第四季度央行的货币政策定了调,并且延续至今,成为今年上半年乃至全年的目标和基调。上周央行发布2009年年报,再次强调将采取多种措施“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
那么,什么是“管理通胀预期”呢?对此,似乎很难给出确切定义。可以肯定的只是,“通胀预期”绝非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领域的新鲜概念。从著名的费雪效应开始,人们便意识到了预期对于通胀形成和推动名义利率上升的作用。此外,就对预期本身的认识而言,从早期的静态预期到外推预期、适应性预期,再到穆思和卢卡斯革命性的理性预期,也让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对于预期的理解层层深入。
不可否认,一些发达国家的央行,如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等,或多或少也都会采取某些“管理”通胀预期的做法,如欧洲央行行长会经常向公众阐述当前经济形势,并评估物价稳定状况;而美联储也会定期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的内容,或者在国会为其货币政策进行辩护。但总的说来,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并不刻意地去“管理通胀预期”。
当今多数发达国家央行之所以不那么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或者实行严格通胀目标制,或实行隐性通胀目标制,这本身就足以让公众相信:当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发生冲突时,央行永远会将物价稳定目标放在最优先地位;同时,像美国还通过推出通胀保值债券(TIPS)等金融产品,以切切实实打消公众对于通胀将侵蚀个人财富的担心。如果不是遇到2008年由高油价引发的全球大通胀和2009年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有理由相信,美国人还将长期生活在“大缓和”时代当中。
而在我国,“管理通胀预期”实际上被赋予了双重含义:首先,其强调的重点在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都不会有通胀,最多是“通胀预期”而已;其次,才是如何管理预期,避免预期加速通胀的到来。
如果说,2009年底,在CPI和PPI双双为负的时候,提出“管理通胀预期”目的在于后者;那么,当2010年5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1%,PPI上涨7.1%,双双高于市场预测值时,提出“管理通胀预期”则明显意在前者。当然,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从同比指标来看,CPI已轻微超出3%这一公认的通胀警戒线;但如果从环比指标下降来看,要说通胀还言之过早,充其量也只能算“隐忧”而已。
但央行上周公布的季度调查却显示,居民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并非隐忧那么简单,而是非常强烈,认为目前物价“过高,难以接受”的受访者比例达到58.9%,刷新了十年以来这项调查的最高值。就最近20年我国央行治理通胀的成绩来看,形成如此强烈的通胀预期,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因为除1993年至1994年和2008年之外,我国通胀发生频率其实并不高。即便是在2008年这样的全球大通胀环境下,我国也以较快速度擒住了通胀这只出笼猛虎,甚至比美国更早实现物价总水平的回归。当然,这一是因为我国在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之间筑有若干道防火墙,缓冲了外部通胀的输入速度;二是央行除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等各种市场化手段外,还保留了信贷总量控制这一看似落伍、实则强大的重型武器。
因此,通胀对于中国,至少在今年年内应该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就此意义上讲,企业和资本市场不必太担心加息会很快到来;而对于居民消费者,任何非理性的囤积和跟风行为也都不值得鼓励。
然而,上述分析主要建立在一个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层面上,即只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出发,并未考虑到市场和公众反应对于政策的反作用。近年来,随着公众投资理财意识的日益提高,国人对“通胀”两个字变得异常敏感——君不见,为迎合这种心理,就连开发商最钟爱的广告卖点也成了“买房就是对抗通胀的最好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通胀“自我实现”的可能。
政策制定者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对“管理通胀预期”的第一条政策建议便是,“做好与公众的沟通和引导工作,增强社会公众对稳定价格的信心”。只是,在通胀隐忧面前,寄望公众时刻保持镇静和理性是不现实的。管理通胀预期,最根本的解决思路,还在于如何让市场和公众愿意去相信政府的政策是内在一致的,而不是彼此冲突的,从而不给通胀预期留下发酵空间。
比如,如果要让公众相信资产泡沫不会继续膨胀下去,直至引发全面通胀,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就必须不断释放政策信号,誓将抑制房价的决心贯彻到底,而不是半途而废,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次,公众之所以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并非因为CPI上涨过快,而恰恰是因为CPI涨得实在太慢了!或者说,在公众看来,官方公布的过于温和的通胀数据与公众的实际感受相差太远,而要是CPI、PPI失去可信度,也就失去了测度通胀的功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影子尺度”存在,会按照各自的理解来随意修正CPI。这样,通胀预期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因此,调整CPI指标所含各项商品和服务的权重,使之符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形,乃是当务之急。
显然,管理通胀预期并不仅仅只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公众通胀还很遥远,而是让公众自己学会去判断和相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制度上创新,包括适时引入通胀目标制和完善CPI统计方法、提高CPI指数的公信力;或至少保持各种政策的内在一致性。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