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一只木桶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一个社会的真正富有，及其整体进步与文明程度，则由低收入群体收入、财产和素质状况所决定。极少数所谓精英，再怎么财源滚滚，富可敌国，也不过像木桶那块最长的板子一样，对于一个社会的整体容量和能量没有实质意义。

  人文社会不同于物理世界。后者中的三角形或金字塔最具稳定性，而两头尖中间大的纺锤体则难以立得住。然而，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社会，恐怕是最不稳定的。能长治久安的，倒是纺锤形社会。这正是社会学理论特别重视中产阶层成长和壮大，减少底层群体数量，或者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和财富的原因所在。

  一个人是否有钱，不仅取决于他怀揣着多少钱，更取决于他人口袋里的钱。在每个成员都有100万的社会里，拥有100万的绝不会感到真正富有。当周围其他人都手无分文时，手捏一文钱，就是富人。但在后者的环境里，揣有一文钱者肯定不踏实，因为没有安全感，随时得防备有人抢劫，所以也很难说有幸福。

  现任美国能源部长、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博士，在2009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告诫年轻人：“在任何谈判中，都把最后一点点利益留给对方。不要把桌上的钱都拿走。在合作中，不要把荣誉留给自己。成功合作的任何一方，都应获得全部荣誉的90%。”

  迄今为止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合作群体。凡是成功的社会，肯定是所有成员之间成功合作的结果。贫富过于悬殊的社会，各阶层必然都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另一个极端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也有着同样结果。两种极端的苦果，在过往的中国历史中都尝过，理应在今后的路途中对此保持高度敏感。

  眼下，低收入群体就是中国社会的那块短板。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是那些已然成了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以及绝大多数分散务农的农民。他们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收入水平低。绝大多数处于黑夜白天三班倒的工作状态，月收入也仅有1000元左右，维持吃住都可能紧巴，更不用说照顾孩子老人以及满足医疗需求了。况且，失业、医疗、养老等公共保障体系还没有或极少覆盖他们。

  不错，他们还有农地。但问题是，那块农地不仅不能当成信贷抵押品，即便流转，也仅仅是小范围低层次的，因而还无法成为这一群体手中的资本性资产，难以对他们的财富积累做出多少贡献。

  更成问题的是，过去30年以来，特别是自19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趋势的不断扩大，作为对这种稳定长期转移的反应，农业生产方式也在不断调整：集约化、规模化和科技化，所需劳动力投入处于稳定下降状态。这意味着，农业已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自动蓄水池。 一有风吹草动，农村、农地和农业已不再是这一群体的最后庇护所。而另一面，已成为城市非农产业劳动力主体的这一群体，恰恰最容易受到宏观经济风吹草动的影响。2008年底2009年初，受危机和衰退影响，2500万农民工集中返乡，就是明证。

  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种类型和成分的雇主们，把桌上的钱全都拿走了，没有“把最后一点点利益留给对方”。而农民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也缺乏来自政府的保护。

  对此，有学者激烈反对。认为，尽管农民工工资低，但若不是大量沿海接单加工企业提供了这种机会，中国农民恐怕连这点收入都得不到。因而不仅抱怨显得不应该，政府的“最低工资制度”也是劣招 。说实话，除了最低工资制度是有着争论的经济学问题，或者有其两面性外，这一观点属于以偏概全的强词夺理：只看到了雇主和资本，没有看到中国的劳动力和环境资源。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扩大，需要增加劳动力价格的弹性，这并没有错。最低工资制度，确实在危机和衰退期间减缩了这一弹性，使得厂商只能通过裁员而非降薪来减低成本度过难关。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供给长期被忽视而严重滞后的国家，加之农民工群体缺乏集体谈判机制和能力，最低工资制度又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市场和经济复苏与繁荣期间。

  更值得提醒的是，非农产业已对农民工形成了刚性需求。况且，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新增劳动力增长率已开始下降，无限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已被打破。招不到工人的民工荒，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都是市场机制自发性纠正的手段或体现。

  稍感宽心的是，关注低收入群体开始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至少舆论力量在增强。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初次分配制度改革正在酝酿，地方政府已开始将劳动力市场制度供给纳入视野。这都是值得肯定并进一步努力的。

  除此之外，中国的工会制度建设应当得到重视和加强。在当今所有制多元化、利益主体已经分化并日趋分散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工会组织应真正代表起广大产业工人的利益，并建立同有着利益差别的各种类型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机制。可以确认的是，这是同市场经济兼容的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构成部分，对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进而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积极而必要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