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明

  虽然中央部委三令五申表示对楼市的调控不会终止，但众多媒体却报道在7万亿地方政府债务的高压之下，地方政府卖地偿债的冲动却从未稍息过。某开发商近期就对媒体表示：如果发展商不买地，割掉的不是发展商的脖子，而是地方政府的脖子。

  这一席话背后，除了反映开发商寄望于地方政府挽救其危难之外，也透露出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偿债压力之大。然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剖析，地方政府，而非民间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才是铸就当前中国地方债务危机与楼市泡沫并存、并且相互不断推进的根本。

  从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理论来说，政府、企业与个人都是市场参与的主体。而要维护最为高效的市场充分竞争环境的实现，必须让上述三者各司其职、合理协调。政府主导承担市场监督者的角色，为市场形成良性竞争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企业与个人则作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来投资和消费。要是三者相互串位，彼此的市场定位与角色发生冲突，那么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就会被打破，而市场效率也会下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逐渐取代民间资本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力，这一模式的出现并占据主导，源自对日韩等亚洲邻国高速工业化进程的学习。不可否认，日韩等亚洲经济体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主导模式的确产生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三星、索尼等跨国企业的迅速崛起，无不与政府背后的支持密不可分。然而，在最近二十多年间，这种以依靠低端劳动力、政府幕后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正遭遇内部经济活力不足、外部贸易竞争环境恶化的内外交困局面。

  而在外部亚洲神话陷入泥淖的同时，中国原本顺风顺水的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也愈发困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就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而受制于中央政府抑制楼市的政策，卖地收入这一地方主要财源越来越不确定，未来偿债能力因此打了大问号。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对未来经济可持续稳健增长的隐患，将对社会和谐发展造成较大冲击。

  单就整个地方政府债务与楼市这一切入点来看，为了达到GDP发展指标的政绩所需，地方政府往往倾一地之力投入大量公共资源建设基础设施与大型国企项目。而这些设施工程每每耗资、耗时巨大，因而需要银行中长期信贷支持，地方政府债务就由此而生。每次为应对经济危机均大幅提升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从而将其逐渐积累至超出正常工程项目盈余的水平。一旦债务偿付能力超出工程项目本身的盈利预期，那么地方政府就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在大力提倡房地产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时期，依靠卖地收益的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救命稻草。

  为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为了经济发展的长治久安，楼市非得严厉调控不可。在目前楼市所存的刚性需求中，相当部分实质为投资刚性，而非自住刚性。而投资刚性的背后，往往牵涉银行与民间融资，事实上即便是那些一掷千金、全额购买的豪客们，背后又有多少是真正的自有资金呢？即便不是银行贷款，必然也与民间借贷密切相关，而民间借贷则与更为隐秘的银行企业、个人信贷息息相通。

  既然地方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的根本弊端在于角色错位，这一错位造成了政府兼具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身份，同时风险规避与自我平衡意识严重缺乏，那么从逻辑上来讲，规避地方政府自身的财务风险最为有效的解决方法，当然是政府重归其市场监督者的身份，引入真正具有自我财务平衡能力的市场主体进入。让企业和个人重新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尊重个人与企业的自主权利，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