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当欧洲宣布财政缩减计划、美国政府配合欧盟启动银行税、中国政府整顿房地产市场、银行业利用股票市场的融资环境来充实资本金和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为什么国内外的股市、债市、金价、油价等会变得那么敏感，跌跌不休(即使利好的市场消息出台，也是昙花一现，无法持久)？为什么已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美元会再次冒出由避险资金带来的增值“泡沫”？而且，近期这种市场脆弱性的表现，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机制。至少我们看到，欧洲银行业因为欧元大跌所产生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已使得才刚平息的欧洲金融体系可能再起波澜，连奥巴马近日也对欧洲的动荡会波及美国复苏进程而深表担忧。

  不管怎么说，尽管形式不同、程度不同，但各国政府实际意义上已开始的“退市”行动(“升息”只是最鲜明的标记之一)，给还不具备自身造血能力的市场带来了极大的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市场离不开“凯恩斯”(政府救市行为)的心态，着实给各国政府带来了“两难”的选择：继续大力度扶持市场会更触痛纳税人利益，尤其西方国家具有纳税实力和承担高额纳税负担的，都是高收入阶层和决定选举结果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看不到救市结果时就会形成更大程度的抵抗势力；即使某些国家纳税人的政治影响力不很大，但长时间政府的救市行动，会弱化一国市场经济的活力，会加重这次在欧洲已在蔓延的债务危机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在当今世界经济低迷的状况下，政府救市力度减弱，不仅不能看到市场活力复苏，而且，市场信心的恶化和避险情绪的增加，会使得前一轮刺激经济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付诸东流。

  中国政府可能“深谙此理”，正在基于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努力“酝酿”新一轮的、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欧美政治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和“透明化”特征，使得他们必须在协调好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推行新一轮刺激计划。所以，常常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救市计划滞后、力度不够。这一点，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所撰写的《峭壁边缘》一书中有淋漓尽致的描写。不过，我担心的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如果只有中国一方面“快节奏”的救市行动，可能会大大增加我们各类干预的成本。

  而欧盟政府在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作为，有可能会导致该地区的经济更加不透明、不稳定。说不定现在这种“退市”做法，会让他们的经济雪上加霜。

  看上去，在这一轮危机中，欧盟与英美日等经济体相比，更多表现出“放任自由”的市场理念，但实际结果却不比他们在经济稳定时期所推行的高福利社会要好到哪里。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始冒头的时候，亟须改变以往盯住通胀的单一原则的货币政策机制，并通过不断降息和注入流动性的干预办法来缓解市场恐慌，以缓解对已有债务更加负面的冲击作用(希腊等国家后来事实上完全失去了自身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能力)，但欧洲央行没有这样做，欧盟政府也不支持，因而错过了控制债务危机扩大的最好时机。之后，由于美国对冲基金盯上了被市场普遍认为风险较高的欧元资产，做空欧元和随之而来的市场羊群效应，让本来完全可以和欧债问题割裂开来的欧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抛盘打压。此时，本来完全可以通过加息来保卫欧元，避免自身金融体系受到汇率风险的冲击，但欧盟“放任自由”的结果，最终不仅导致欧洲金融体系未来不确定的命运，而且也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更让世人不解的是，今天欧洲在遭遇 “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双重冲击下，不仅政府没有“逆向操作”，去保卫正在遭到冲击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反而去“大谈特谈”财政缩减计划，结果让脆弱的市场失去了恢复体力所需要的政府这座暂时的靠山。的确，欧洲政府的高福利行政运作机制，是导致他们在危机冲击面前的脆弱表现和进一步诱发危机的根源所在，不根除这一病态制度，财政平衡的可能性就根本没有指望。但是，“大政府”低效和腐败等问题的解决，都应该让“市场”这个病人恢复过来以后，现在撒手不管病人而开始反省过去“乱花钱”过错的做法，可能是更加可怕的“渎职”行为。

  总之，我感到要解决“大政府”和“市场放任自由”所带来的“两难”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找到一个扶持市场打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模式，而市场又是否能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模式中达成高度的共识！如果没有增量的发展，而只能在存量上做些“分配”和调整，也就是说仅仅靠“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来刺激内需，而忽视企业技术创新、打造新一轮增长方式的“供给能力”的培养(它比政府的产业政策可能更为关键)，那么，国内产业的空洞化(金融泡沫化)和国外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加上各国政府宏观干预政策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更会加剧一国问题的恶化程度和对世界经济负面影响的程度，使得全球经济复苏的周期变得更加漫长和扑朔迷离。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