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竞争视角看，对中国最合适的升值时机，不是经济景气时期直接升值，而是危机冲击时期变相升值，即在危机时期，包括中国竞争者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纷纷贬值，而中国保持汇率稳定，从而实现变相升值。这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本币升值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冲击，利于我们掌握跨国转移的生产能力的所有权，更能获得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梅新育

  鉴于中国经济相对优异的表现，人民币汇率水平在长期内走向升值是必然的，问题是升值的时机选择。中国经济的基础在于制造业，而本币汇率升值的负面冲击之一，就是损害制造业在开放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所以，选择升值时机时必须秉承的原则之一，就是让升值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冲击最小化。在制造业中，尤其需要考虑的是传统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因为中国需要“赶超”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更多依赖创新等非价格竞争力，而且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本来就具有成本竞争优势，升值并不足以消除全部成本竞争优势；传统制造业部门对价格竞争力的依赖性较高，而试图在传统制造业部门“赶超”中国的后发国家本来就拥有对中国的成本优势。这样，从国际竞争视角来看，对中国最合适的升值时机，不是经济景气时期直接升值，而是危机冲击时期变相升值，即在危机冲击时期，包括中国竞争者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纷纷贬值，而中国保持汇率稳定，从而实现变相升值。

  随着中国国民收入提高，无论我们怎样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些低增值制造环节最终仍然要大量地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不可改变的长期趋势。但假如这种转移是以中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完成，那么，我们虽然会因为这一转移而损失部分GDP，却能增加GNP；如果这种转移是以外资在海外生产和市场份额增长的形式完成，那我们就只有损失没有收益。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是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国内生产的竞争力，并在产业跨国转移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掌握转移产能的所有权，而在繁荣时期直接升值和在危机冲击时期变相升值，对中国竞争力和跨国转移的生产能力的所有权影响是不一样的。

  在繁荣时期，工资、土地等成本上升的压力本来就大，如果再加上本币升值，由此形成的成本上升压力将过大而迫使订单、生产较多地向别国转移，中国竞争者也会主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抢夺中国的市场份额。而且，此时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泡沫本来就较大，并因此而有损于制造业竞争力，本币升值又将从市场预期和逼迫资本退出制造业转入资产市场两条渠道助长资产泡沫，形成恶性循环。眼下正值中国涌动加薪潮，一些外资机构声言要转移生产，不少海外主流舆论也兴高采烈地谈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即将终结，我们必须防止多方面压力重叠造成预期“自我实现”。但在危机冲击时期，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将改变这一切。

  所谓“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指的是在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所有企业都难逃冲击，但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好国家的企业将有更多机会幸存下来，对于幸存企业而言，危机发挥了为他们淘汰竞争对手的作用，订单总量虽少，但更多地转移集中到了幸存企业，反而推高了他们的市场占有率，其增长率超过竞争对手的幅度扩大了。一旦步入经济复苏，幸存企业就比危机前境况更好。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优势，并不仅仅体现在财政收支稳健性、国际收支稳健性等指标上，也体现在作为大国而天然享有的较强宏观经济稳定性上面。在外部市场遭遇危机冲击之际，巨大国内市场赋予中国产业及对外贸易的一大优势，是出口企业能借助国内市场弥补出口市场损失而渡过难关，从而赢得相对于海外竞争对手的优势。如TCL集团2009年销售收入从2008年的379.61亿元提高到429.19亿元，增长14.9%，但由于金融危机，香港和海外销售收入折算成人民币还略有减少。

  这样，依靠更强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在危机冲击之时实现人民币变相升值，就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本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冲击，因为此时我们的成本固然相对上升，但海外竞争对手已成批倒下，订单只能集中到我国来。在这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这种效应已有所体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降幅低于出口总额降幅，较早实现止跌回升，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不仅如此，在危机真正淘汰了中国产业的海外竞争对手之后，我们的产业又可以利用危机后投资成本较低的时机到他们所在的国家去开展投资，把未来的海外生产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届时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产业转移发生之际依然享受到相关利益，损失部分GDP而增加GNP。所以，在危机时期的变相升值，还有利于我们掌握跨国转移的生产能力的所有权。

  与在繁荣时期本币直接升值相比，在危机时期实现变相升值更能为我们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在危机时期，中国通过保持汇率稳定的形式实现本币变相升值，将有助于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尽快恢复稳定，外界对中国的评价将大不一样。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没有屈从当时西方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压力，而是在危机期间通过上述方式实现了对周边货币的变相升值，同时发挥了东亚经济稳定锚的作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1980年至2001年东亚各经济体GDP年增长率的变动系数，中国最低，仅0.35；除中、日之外所有东亚经济体整体增长率的变动系数为0.49，如果加入中国，其变动系数降低到0.29；如果再加入日本，其变动系数又上升至0.38，中国对稳定东亚经济的作用相当明显。正是经历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一役，中国迅速成长为东亚商品吸纳中心，东亚经济体成为中国内地进口增长最大的受益者。

  有鉴于此，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历史重演呢？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