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键 ○主持 于勇

  根据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最新修订值，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约是34万亿人民币，约为5万亿美元。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在2007年曾经做过一项长期预测报告，结论是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可以增长到17.3万亿美元（但是按照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即使不考虑汇率调整因素，这也意味着2010至2020年这10年期间的GDP复合增长率将高达11.9%。

  增长的源泉来自哪里？如果用概括的语言表述，我认为最大需求将来自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确保增长的最核心条件则来自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而使得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够有效取代“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拉动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力量。

  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有高增长阶段，因为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从全球角度看，中国是极重要的需求市场，我们的人口占到全球的20%。而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需求又将来自城镇化。权威的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46.7%，而在198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59.6%、韩国也达到56.7%。时至今日，即使是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可见仅此一项，就足以说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距离现代化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中国必须也有充分空间去保持相对较快的发展速度（当然，这与经济是否必须维持9%－10%这样高的增速又是两个不同概念）。即使按照“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的相对保守规划，中国各类城镇也将因此而新增3亿多人口，这个数量已经与目前美国人口总量大致相当了。再比照当前我国农村与二三线城镇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相差2－3倍，与大中型城市的人均消费支出相比差距甚至高达4倍以上，如果我国能够比较成功地实现城镇化的推进，所创造出来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将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

  其次，如果说城镇化率的提高是必经之路，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充分条件靠什么呢？在我看来，核心是以人为本，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占比、通过提高户籍、社保、医保制度的覆盖面和合理化改进来再次释放“制度红利”，通过加强基础教育、改革教育体制、提高对劳动者持续教育和培训的投入等手段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听起来似乎看不见也摸不着，乍一看跟投资似乎关系也不大，然而我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关键在此，或许也是未来十年证券市场最大主题之一。曾经看到一组数据，美国的人力资本已经超过实物资本存量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时间是14年，而我国只有8.5年，仅相当于美国上世纪初的水平，美国全社会用于教育的支出每年估计有1.5万亿美元，教育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全部就业的10%，而我国的全年教育支出只有1.5万亿人民币，教育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比只有3%左右。当金融危机的发生已经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我国一项战略决策的时候，当“刘易斯拐点”即将在我国到来的今天，通过加大教育和培训投入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已经不应当仅仅被视为提高民生福利的一项措施而已，更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否在下一阶段代替劳动人口数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关键之所在。

  总而言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必须也有条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同样，受益于中国城镇化率提高的内需型产业和企业、有能力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来代替人口红利实现盈利增长的企业，从中长期来看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所占的分量，只应该提高，而不是降低。调结构是对的，过分悲观或许不必。

  （作者系南方基金投资部执行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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