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勇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笔者之前曾提出，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上表现出的诸多失衡，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经济“成长的烦恼”，很多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都出现过类似特征。因而，不应对这些失衡过分悲观。

  对中国经济模式担忧和困惑的另一个根源是，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强势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与经济学的基本信念相左。现在看起来，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认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结构性矛盾会逐步得到缓解，似乎稍嫌乐观了。

  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尝试从中国式分权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增长模式和宏观现象。分权是指，在经济治理和公共决策上，中央和地方各自拥有相应的权利。对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分权治理势在必行，是个世界现象。但与那些联邦制的国家不同，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向地方经济分权的同时，在政治上对地方保持了罕见的强势。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就成了中国式分权的主要内涵。并且，有大量证据显示，在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评价体系中，经济增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对硬性的指标，占了相当大的权重。这就塑造了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特质。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许多地方事务上拥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被中央调动起来，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上。这可以解释诸如高投资、招商引资竞争、高房价、环境问题、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经济过热等很多结构性问题。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强势政府也会推动市场体制的建立。比如，中国的许多城市在“经营”中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巧妙地组合了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推动中国城市和基础设施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说，在正面评价强势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市场的力量。中国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势政府主要不是去遏制市场，而是培育甚至利用了市场。小政府是中国香港繁荣的基础，但强势政府在新加坡也有不错的表现。张五常教授是非常推崇市场作用的，但他对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县级层面上的竞争是解开中国增长之谜的钥匙。

  中国式财政体制的核心内涵，是经济分权与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的紧密结合。文献上，钱颖一等学者是较早提出“中国式分权”概念的学者。在他们眼里，中国式分权主要是指中国分散化的财政体制。后来，布兰查德等经济学家将中国的政治集中和经济分权结合在一起，强调了中国与俄罗斯等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激励。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中国式分权是中国经济改革先行这样渐进道路的表征，针对渐进模式的利弊讨论，为我们打量中国式分权的全景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经济分权最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激励。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激励问题的话，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的激励，则是和对地方政府的放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七十年代的放权让利到八十年代的分灶吃饭，再到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分散的财政体制下，由于要素流动下的财政竞争增加了政府援助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地方政府不再有激励向经营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援助。

  经济分权还不足以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激励。有关中国式分权的研究，习惯于将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分权绩效比较。然而，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玻利维亚），抑或是转轨国家（如俄罗斯），与财政分权相伴随的是政治上的联邦主义；而中国却是实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在中国，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能量来奖惩地方，因而这套体制能够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给出合理解释。

  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热情举世无双，这一热情也成功拉动中国经济率先从危机中复苏，甚至推动宏观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出现过热倾向。而危机之中的美国地方政府则是拖累经济复苏的负累。联邦政府的刺激方案中的相当大比重，是用于对州政府的转移支付，以阻止州政府削减开支，减少雇员。

  地方政府显然深信，通过投资，哪怕上马效益不那么理想的项目，也是拉动地方经济的最有效途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大量的基础设施最终拥有了越来越高的利用率。按照凯恩斯的推论，即便是浪费式的投资活动，也能通过乘数效应作用于经济增长。因为诸如劳动力甚至资本也是过剩的，政府的投资不会带来明显的挤出效应，物价也能保持相对平稳。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宏观经济观察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