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是政策效果的观察期，而不是政策从紧到松的转折期。应审慎出台新的调控政策，避免宏观调控政策的叠加效应给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扩大化。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需要调整，以便为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创造条件。如果经济超预期下调，则需要适度加快中央投资节奏，积极增加新的项目储备，预留必要支出空间。
王 军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和运行环境可谓异常复杂，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面临巨大挑战和多重“两难”。依笔者看来，当前的“两难”，至少有五重含义。
首先，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的矛盾，其中，如何妥善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是最为突出的“两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更是一个长期的“两难”，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则又是涉及面广、涉及者众的复杂“两难”。其次，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恢复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力度加大之间的矛盾。其三，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其四，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与避免经济复苏夭折甚至“二次探底”之间的矛盾。其五，汇率政策调整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
决策者面临的多重“两难”困境，可以说是近年来所少见的。如何拿捏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与节奏，不啻为一门高超的艺术，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依笔者的判断，下半年宏观调控的总基调或将是：取向不变，动态优化，灵活调整，防止叠加。“取向不变”，是指在当前宏观调控“两难”问题的主要方面转向防范经济超预期下行的情况下，政策基调不应大幅转向，应继续坚持当前适度宽松的基调，确保实现全年财政收支目标和信贷投放目标；“动态优化”，是指在国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为预防经济超预期过快下滑，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有局部性的适度松动，而力度和时点则需要根据经济形势而定；“灵活调整”，是指根据经济增速回调状况和通胀压力，宏观调控需要把握分寸，有保有压，适时调整政策力度； “防止叠加”，是指针对各种已出台政策，应充分考虑其相互交叉的影响，为防止负面作用扩大化，下半年应审慎出台调控政策。
再清楚不过，如果现在政策大幅放松，不仅宏观调控前功尽弃，而且诸多“两难”问题将会变本加厉，为未来经济埋下重大隐患。因此，下半年不具备货币政策根本性放松的政策空间。而随着保障性住房投资大幅提高、去年陆续开工的项目今年进入密集施工期以及中央投资必要时候的适度增加，今年投资增速更可能呈现出逐步、渐进回落态势，下半年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从国际环境看，美国企业再库存三季度可能结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深化，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在大幅波动，国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整顿、房地产调控持续、人民币汇改、经济结构调整等众多政策效应叠加，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客观需要经济政策“动态优化”和“灵活调整”。
为此，如下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的选项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需要调整，以便为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创造条件。如果经济出现超预期下调，则需要适度加快中央投资节奏，积极增加新的项目储备，预留必要支出空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真正回归常态，回归适度宽松的本意。货币政策操作应突出强调结构性的调控，高度关注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加速及流动性变异；更加注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可根据现实经济情况的变动随时进行局部性的适度松动，包括减小公开市场操作资金净回笼力度，甚至阶段性大幅净投放，适度放松信贷均衡投放的监管力度，大幅降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大幅延后加息。
无疑，下半年是政策效果的观察期，而不是政策从紧到松的转折期。应审慎出台新的调控政策，充分考虑各种已出台政策相互交叉的影响，避免宏观调控政策的叠加效应给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扩大化。继续落实“国十条”关于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加大住房尤其是保障性住房供给；规范地方政府债务，放闸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市政债券融资；管理通胀预期，缓解通胀压力；积极推进汇改，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调整需求结构，应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产业结构调整要以增量调整为主，以发展增量带动存量调整和优化。尽快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进致力于结构调整的自主创新，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和社会环境。把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和突破口，抓紧研究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和相关中长期规划。
在深化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改革方面，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系统设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配套实施至为关键。这需要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按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也逐步放松价格管制、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继续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