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虽然足球场上的“测不准”几乎从来就是常态，可是摩根大通和瑞银投资分析师们煞有介事地用投资数学模型算出的结果如此不靠谱（摩根大通预测的英格兰队连八强都没进，而瑞银预测的巴西也止步八强），多少还是让投资圈里的人失望。

  更“糟糕”的是，有一条按说智力远不及人类的章鱼奇迹般地猜中了它所预测的每一场比赛的胜负，请注意：是每一场，而非仅仅最终结果！于是有人开玩笑问：难道两大投行的分析师加一块儿还顶不上一条章鱼？

  尽管海洋生物学家们从科学角度揭示了章鱼“猜中”的奥秘，尽管每个无神论者都不相信章鱼能先知先觉，但人类的侥幸心理总是在未知的领域发挥着奇妙的作用。据坊间消息，已有个别投资团体在打探神奇章鱼的“转会价”了，甚至还有人在探讨是否存在其他神奇动物，比如神奇鹦鹉、神奇乌龟之类。莫非今后真的会有人让这些神奇生物来决策投资？

  尽管这些小道消息尽可当成茶余饭后的娱乐节目而不必太过认真，但就神奇章鱼与投资银行预测世界杯，确实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首先，投资成败与分析能力是否是正相关。世界上所有著名投行无一例外拥有一批熟练掌握数学建模和计算机编程人员，绞尽脑汁开发各种投资模型，有的甚至不惜花重金从远离投资的量子力学、生物科学等领域挖掘人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分析能力，以最大的可能获取投资利润。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尔街的一项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证明“积极的投资策略”好于“消极的投资策略”（注：消极投资策略主要是指指数投资，即根据股票价值占比决定投资比例，而积极投资策略主要指各种开发模型寻找套利机会的策略），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大的投资失误也都出自积极策略。于是不禁要问，是不是这些投行开发的模型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答案至今也没找到，但期间，投资实业界却悄然发生了一次思想转变，从业人士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投资（理论）没有对与错，只有输和赢！由此，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逐步走上了更加务实的道路，这个转变也直接反映在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模型开发上，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国债定价的BDT模型。

  此前投行数量分析师们在计算债券利率（或价格）时普遍使用的是Ho-Lee模型和所罗门模型，这两个模型的突出特点，是事先假定一个利率的波动水平，且固定不变，然后推算各单期利率及债券的当前价格，这显然是“对与错”学术模式的产物，因为它事先假设的那个固定不变的利率波动水平并不能保证与实际情况一定相符。而布莱克、德尔曼与托依则不然，他们不去判别谁对谁错，只是通过简单的交易策略（通过做多n期国债的同时做空n-1期国债的办法）来“挖掘”隐藏在投资者普遍接受的价格背后的单期利率水平，然后倒算债券当前价格。如果这个价格与实际交易价格不吻合，BDT模型并不说明谁是错的，但却告诉你这样的差异里面一定有套利机会，因为都是市场数据，怎么会出现在不同的交易策略下显示出矛盾的一面呢？所以说，一个真正懂得投资的人是不会关心哪个模型（或理论）是对的，而只关心怎么做才立于不败。

  但还有个问题：同样是“不败”，同样是“赢”，就没有区别了吗？与几乎所有的人类预测者相比，这条章鱼无疑是胜利者，但显然不能说章鱼的方法（如果有方法的话）是胜过投资分析师的方法，因为就现有科学知识来说，没人能证明章鱼方法的必然性，而只能说章鱼获胜的结果是概率事件，而这个概率低得惊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章鱼预测世界杯的方法是万万不能运用于投资领域。

  但现实生活中恰恰有那样一些人专门热心于概率事件，总喜欢谈论“某某人选的几只股票都涨了”之类的话题。还是让我们引用一段巴菲特的叙述来解释这种现象吧：“假设全美2.25亿人参加掷硬币比赛，每人1美元，正面者赢，赢的人将全部所得加入到次日竞赛，经过10天，就只剩下22万人继续参与，每人赢得1000美元，再经过10天，就只能剩下215人，每人赢得105万美元。结论是，即使是大猩猩做这样的游戏，也会产生215只胜利者。而这215只大猩猩中有一个会写字的话，一定可以出版一本书，书名就叫《教你在20天内赚100万美元》。”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那些推崇神奇章鱼的人说上这样一番话：如果那条章鱼会写字的话，一定可以写本《教你如何在30天内选对7只股票》，但这样的书能教会你投资不输吗？

  投资银行的模型不是追求什么是对的，只能尽量立于不败，即便像预测世界杯那样预测错了，也一定有对冲错误，或者利用这种错误发现套利机会的方法，这就是人与章鱼不同的地方。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