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显不足

  目前，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力不足时代即将来临。蔡昉在三种假设情形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作出了推算。保守估计，如果假设条件稍有变化，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2481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明显减少。而从结构上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很低，已十分有限；30岁以上的则占到了80%。可以说农村再无“壮劳力”可供转移了。

  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度，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8.9%。特别是珠三角地区，2009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2008年减少22.5%。从2010年一季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发布的全国100个城市职业供求信息报告显示，全国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4，劳动力供给已显不足。而近日香港厂商会对“珠三角”企业的生存状况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劳动力短缺比率(即空缺职位占现有职位的比率)平均为20.8%；有12.7%的受访企业的短缺比率甚至高达30%以上。

  又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发布的全国100个城市职业供求信息报告显示，东部缺工现象较中西部更为明显，东、中、西部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7、1、1.01；而东部地区内，闽东南、珠江三角洲、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地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超过1,分别达到1.27、1.09、1.01和1。民工荒问题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

  在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成趋势。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27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市4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广东今年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超过20%。北京计划从今年7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上调幅度20%。数据显示，已经宣布上涨最低工资的11个省份平均涨幅达到17%。

  另外，企业的“劳资不和谐”问题也十分突出。受“跳楼”事件困扰的富士康，员工薪资一调再调，工人每月底薪已经达2000元。而本田公司也准备把正式员工的月最低工薪从1544元上调至1910元，上调幅度达24%。相关企业的这些危机处理措施，反映了劳资矛盾已到了一定的临界位置。而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需求的上升，在拉动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几乎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保持同步,这种状况反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新挑战

  第一，削弱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出口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自主专利较少，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提高出口竞争力。而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以后，传统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出口面临下降。

  第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强，货币政策面临收紧压力。

  劳动力价格上升，将推高我国通胀。“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随着低端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农民工工资显著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压力有可能逐步传导到其他部门，造成整体工资水平上行，并将带动核心CPI稳步上涨。

  一直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由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这一次，即使忽略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原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将推动物价水平提升。而反观经过“刘易斯拐点后”的日本和韩国情况，二者均出现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即高通胀和高工资螺旋式上升的情况。

  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在增强，未来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着收紧的压力。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日本自1960年代经历过“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工资水平迅速上涨，通胀压力使得日本政府采取了偏紧的货币政策。无独有偶，韩国在1970年代末经过“刘易斯拐点”后，货币政策也出现紧缩。由此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应时刻保持警觉，以防止“刘易斯拐点”后，出现较大的通胀压力。

  第三，企业运营成本加大，利润率降低。

  “刘易斯拐点”出现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处于转型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形成了激烈的就业竞争，劳动力价格较低，“利润侵蚀工资”现象普遍。而追求高额利润率，更使得企业投资行为不断扩张，这是投资速度逐年加大的主要原因。“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利润率降低，将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企业的投资行为。

  现在，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凸显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进入尾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对工资、物价、消费、以及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造成全面影响。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上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有望刺激国内消费、制造业让步服务业，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机会、促进产业链提升、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并且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找到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削弱了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竞争力、通胀压力增强、低附加值公司利润率下降，等等。总之，工资的上涨暗示了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重要转折，整体来看利大于弊。而通过与日本、韩国的对比研究发现，工资的增长并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作者系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