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峰

  回顾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和沪深股市的表现，可以发现清晰的线索：如果说2007年之前中国经济周期的繁荣是建立在依赖出口增长的模式基础上的繁荣，那么2008年经济危机是对这种模式的否认，2009年“保增长”是对原有模式的延续，而2010年的“调结构”说明，中国政府已开始尝试从本质上改变过往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不妨说，201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元年。

  我国倡导的转型，实质上是在扩内需的大背景下，国家经济模式从外向转为内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区域结构调整和行业结构调整，这两个结构的调整是并行的，相互促进；第二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向转为内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一个以内需为主要经济增长引擎的内向经济体，必定是建立在高水平人均GDP基础之上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高水平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中国当前人口红利存在区域结构性差异的条件下，要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向到内生的飞跃，必须要经历以上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产业区域结构调整。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后，初期执行比较严格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因此，自那时起的20多年里，由于新生婴儿数量少，东部沿海地区的社会抚养率大幅下降，带动其经济快速增长，超过内陆地区。当然，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基础设施投入较早等。

  如今，当初内陆地区的劣势变成了优势：因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人口红利逐渐衰微，沿海地区的抚养率开始上升；与之相反，内陆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人口红利仍处于释放期。人口结构的“二十年沿海、二十年内陆”，造成了目前内陆经济的内生动力也强于沿海，以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为了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有向内陆转移的趋势，推动着产业区域结构调整的升级。

  第一阶段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产业领域结构调整。“十五”期间（2001年—2005年），主要是中国经济“打基础”的阶段，即继续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建设”两大任务，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重工业产能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等迅速扩充，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兴起，公路及港口等基础设施里程超速增长。虽然“十五”规划强调了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最终主要还是产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在资本回报率、行业收入增速、利润增速等方面的指标领先，成为当时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应该说中国经济具备了加速增长的潜力。与前一阶段结构上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外需与满足“衣食住行”相关的内需快速增长，在房地产行业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经历了增速最快的一段时期。展望“十二五”，在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自身市场吸引力被弱化的情况下，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和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是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核心引爆器。

  转型期是要解决过度刺激经济后遗症的过程，也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更是深化结构性改革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将在一两年内处于弱势均衡状态，由老周期向新周期过渡，既不是二次探底，也不是新一轮周期的上升。在行业方面，是结构性萧条和结构性繁荣并存，是传统行业去产能的过程（西部开发、城镇化和保障房等政策是试图减缓这些行业结构性萧条对实体经济损伤的程度），是部分新兴行业和部分消费品相对较为景气和产能扩张的过程。

  第二阶段才是“调整结构”的暴发期。这是建立在我国整体人口红利明显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急剧上升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劳动力开始减少，经济转型的核心被升级到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和生产率的提升上。此时，提升劳动力收入水平，将成为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作者系武汉大学证券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