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结构性变化
⊙亚夫
今年前6个月的经济数据公布之后,有关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下降通道的说法一下子少了许多。一是上半年的经济增速虽有放缓,但大部分指标还在过热区间,出现小幅回调是正常的“退烧”现象;二是上半年经济仍有11.1%的增长,一些指标也好于预期,有了这样的业绩垫底,再来判断未来3、4季度的经济走向就容易多了。因为中国经济还有“经验值”可做参考。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经验值”呢?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经济要保持平稳发展,其增速必须维持在9%左右的水平,低于8%或高于10%,都会给经济社会造成麻烦。而且如果偏离度越大,麻烦也就越大。而这个9%左右的增速,并不是什么人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有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数据支持的,是斟酌了潜在增长力和实际增长情况的重要参考系数。
现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对于相关的政策措施应该做什么样的修正,做哪些微调,或者根据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近几个月来的自然灾害情况和外部环境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应该是比较有头绪了,不该像前几个月那样,在迷雾中磕磕碰碰,什么也看不清楚了。而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这对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如此,尽管航道上的迷雾还没有散尽,许多两难问题还在继续困扰着中国经济,但比起上半年,情况毕竟要明朗许多,而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和作用方向,也应该明朗许多。这就是,要在外部需求已经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既抓好内需、又不放松外需,通过加快推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稳步实现中国经济由外需依赖型向主要依靠内需的发展方向转移。
这其中,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必要的投资率,采取多种措施,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消费环境、刺激最终消费,加大国内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尤其重要。而为了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在今年下半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创造一个适度宽松的市场环境和经济与金融环境,又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关键。
因为,在外需的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加、可控性变得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在外需的增长缺口还不能完全由国内消费来迅速弥补的情况下,要继续消化仍在增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机会,要转移和消化由外需增长放缓造成的过剩产能,要调整整个经济结构而不只是产业结构,没有相应的增长速度,没有对公共领域必要的投资,是不行的。
何以见得?
首先,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内在要求。这个进程还没有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30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要加快工业化与城镇化步伐,与一个关键因素,也就是人口因素有关。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到现在仍超过半数。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远没有完成。这既是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巨大压力与动力,同时也是中国经济需要保持适度增长的重要前提。
其次,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调整中国经济内在动力结构的基本条件。近30年来,中国经济主要是依靠投资与出口这两个轮子来拉动的。中国之所以要这么做,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和中国自己需要有相应的积累有关。没有这30年的积累,中国经济不可能做到现在的规模;没有这30年的投资,中国的工业化也不可能做到现在的水平。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某个环节的问题,而是整个结构的问题,是在内外部因素都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调整投资、消费与出口的比例关系问题。尤其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只有在适当的经济增速中进行动力结构的渐进式调整,才能使经济保持平稳运行。
这就涉及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适时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更是化解当前和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遗留问题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现在之所以陷入诸多的两难之中,其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二元性。现在,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要素结构的调整,既可以为当前的经济矛盾解套,也可以从根本上缓解历史痼疾。
由此观察,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仅仍有条件,而且仍有必要,只是它的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对此,或许要予以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