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站在了关键转折点上，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正在迅速减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将逐步下降。能否顺利完成从依赖投资和出口向依赖有效的国内消费需求的转变，就看如何消除劳动力、环境等关键资源的价格扭曲，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培育对内开放、央企改革、创新等多方面的新经济增长“红利”。
刘胜军
眼下全球在谈论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但笔者以为，对中国而言，与短期经济波动相比，我们更应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变化。因为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受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严峻考验，我们正站在一个关键转折点上：原有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正在减缓，新的驱动力有待培育。能否顺利完成这一转折，直接关系到原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否能够得以保持。房地产是最典型的：面对日益泡沫化的楼价，中央政府痛下决心调控房价，却又面临经济增速滑坡之忧，因为房地产对GDP的贡献率在20%以上。笔者以为，解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驱动力，可以归结为四大“红利”。
首先是“改革红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民营企业活力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8万亿银行不良资产，以及大量央企的成功上市。大型央企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亏损累累变成了如今的实力派和“地王”。到2007年，国企利润已达到GDP的4.3%。相应地，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率从30%以上降低到如今的3%以下。
其次是“开放红利”。2003年，中国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外资企业的涌入，不仅直接创造了GDP和出口，其竞争压力也产生了“鲶鱼效应”。此外，外资企业也在人才、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促进了本土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加入WTO，更使中国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中国制造迅速崛起。从1996年至2000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速为10.9%，到了2001年至2005年间猛增为年均30.2%。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随之从2000年的5.7%上升到2007年的11.4%。
再次是“人口红利”。一个国家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时期，生产力高而社会负担轻，往往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联合国的计算，中国的抚养比（每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的60岁以上老人和14岁以下小孩的数量）从1975年的0.87%下降至2010年的历史最低点0.47，然后将逐步回升。此外，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也为中国企业充分享受开放红利创造了条件。2009年末农民工人数达到1.5亿人，而1997年是4000万人。劳动力供给的充沛，使中国企业得以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
最后是“资源红利”。说起来，与人口规模相比，我国的资源并不丰富。但是长期以来，生产要素价格严重低估。宝贵的稀土资源被贱卖，是资源管理乱象的极端案例之一。据估计，2008年我国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环境被低估的价值分别占GDP的2.7%、3.5%、0.9%、0.7%和1.8%。上述要素价格的低估，客观上进一步放大了企业的成本优势，代价则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的持续下降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
上述红利虽然不会一夜蒸发，但正在迅速减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将逐步下降。
其一，中国已积累了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美国GDP的12%，导致了伯南克所谓的“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s glut）。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经济体系的去杠杆化，中国出口顺差将渐次收窄。同时，FDI虽然持续流入，但占GDP比重从1998年的4.5%下降到2007年的2.5%左右，推动力有所减弱。
其二，刘易斯拐点隐现，劳动力转向有限供给。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不断增强的工会谈判地位，意味着未来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攀升，向合理水平回归。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比将从2001年的7%上升到2026年的14%，步入老龄化社会。但是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尚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们将面对“未富先老”的挑战。
其三，资源承载压力已臻极限。在地方政府的GDP崇拜推动下，经济高速发展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单位GDP消耗钢铁、铜、铝、铅和锌的数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结果导致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大涨的现象，特别是铁矿石、石油等战略性资源，加大了经济发展的成本。此外，江河湖泊水质的恶化，给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危害。此外，在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下降的同时，基尼系数却一路攀升至0.5左右，接近美国的水平，继续攀升将威胁到社会稳定。
面对不断挤压的红利空间，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并尽力寻求实现从依赖投资和出口向依赖有效的国内消费需求的转变，同时消除劳动力、环境等关键资源的价格扭曲，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红利”：
比如对内开放红利。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在很多行业的准入方面始终受到政策限制，国家虽然两次发文扩大民企准入，但进展依旧缓慢。汽车行业的案例值得我们反思：国内几大汽车公司与欧美汽车巨头长期合资却未能获得相应的技术和品牌，而汽车行业对内开放后，比亚迪、吉利、奇瑞等国产品牌迅速崛起，打破了国外汽车品牌的垄断。电信、电力、石油等行业一旦扩大民企准入，必将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通过竞争带来的价格下降而增加消费者剩余，而居民生活成本的下降又将导致消费能力的提升，后者正是我们所急需的。
又比如央企改革红利。央企目前处于良好的盈利状态。但是我们既要看到央企的强大是以降低全社会竞争效率为代价的，更要看到央企在公司治理方面仍存在的问题。目前央企良好的盈利状况掩盖了改革的压力和迫切性，因此，我们需要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认识推进央企改革的必要性。当然，央企改革还应在观念上大胆突破党管干部的原则，让企业管理层的选聘真正市场化。
还有创新红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痼疾是，国企长于成本竞争而短于创新。我国虽然已逼近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专利数占全球比重只有1%。这实在太不相称。推动企业走上创新之路，现在大家都看到了，非得消除制度环境中的负向激励不可，断不能再继续依靠体制寻租、廉价劳动力、污染环境、获得廉价资金、人民币低估等途径获得竞争优势。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