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当下，全球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金融系统性风险还没有完全消除。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备受关注，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为此，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甚至警告说，全球经济正陷入第三次萧条的初期。克鲁格曼的警告是否恰当，有待日后验证。

  目前来看，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大增长的新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尚未看到曙光。衡量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主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没有一个跳跃式的增长。数据显示，OECD国家全要素生产率近三十年基本保持在1.5%左右的水平，如果除去美国，则降至0.5%的水平。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以美联储为主要代表的发达国家央行，为迅速扭转经济下滑态势，实施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繁荣时代随之到来。流动性充裕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宽松便利的融资条件，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

  而流动性泛滥引致的金融衍生品投机泡沫引爆全球性金融危机，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通过为标志，金融危机前的全球性流动性繁荣很难再现，而发达国家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外部融资环境和需求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靠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出其对经济内生性增长的桎梏。

  在这样复杂的经济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将往何处去？

  理论上讲，政府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演化过程中，应当也能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挑战了当时的经济学教条一样，次贷危机的爆发也给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带来了巨大挑战。

  仅依靠抽象出来的机械的同质的人类行为去理解经济，制定政策，而不是植根于现实中的社会规范，即人们关于自己和他人应该如何行为的理念，去研究投资行为、消费行为等，并以此设计经济模型以指导政策制定，是新古典经济学最遭人诟病之处。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支撑新古典经济学的天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大拯救中的作为得到了世人普遍的赞誉。因此，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检验。

  从实践上来看，我国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大，下半年经济下行风险及今后两年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决定了目前不是退出刺激性政策的最佳时机。透过国际视域的观察，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改变，即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将继续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我们的政策也必须着重于巩固和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的相对比较优势仍在于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价值的相对低廉，制造业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即使我们将产业结构向后调整，重心放于服务业，在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相近的增长率水平下，也不会出现一个可以与中国的服务业相匹配的制造业生产体系。

  鉴于此，目前讨论的问题应该不是中国的刺激经济政策是否退出，而是如何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稳定、社会和谐。而为巩固经济稳定发展态势，应当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同时为稳定物价，配以适度的货币政策，使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在地方隐性债务日益庞大的当下，可以发行特别国债，对在建项目有选择地进行支持；切实转变政府支出方式，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继续增加住房、教育、医疗的投入；适度减税，在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削减企业税负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会很大程度上促进就业。

  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积极推动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当前应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为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继续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为中国制造业逐步占领高端市场以成为中国经济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新的增长点而积淀优秀的人才资源。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