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2010年的地球似乎乱套，北半球从年初的极端寒冷到眼下的热浪滚滚走了两个极端，不同地区在同一时间分别遭受水旱打击，农业处境堪虞。印度季风雨第一个月降雨量比50年来全国平均水平低13%，欧洲东部和北部地区持续高温，1000万公顷以上良田遭遇毁灭性破坏，仅俄罗斯谷物产量就将从原先预计的9500万吨减少到8500万吨以下，德国土豆或将减产三成以上，捷克农业部门预计今年粮食收成至少下降10个百分点，中国农业生产处境更不容乐观。

  纵览历史与地理，与古希腊文明生长的爱琴海区域不同，中华文明诞生在一片深受季风影响而气候复杂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从秦王朝覆灭的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内，我国共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92次，较大旱灾1056次，平均约两年一次，黄河更号称“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其中公元前206年至1936年的2142年间，中国正史记载的灾害总数便有5150次，平均每4个月一次，其中旱灾、水灾分别为1035次、1037次。 灾害和由此造成的饥荒冲击之多，以至于西欧学者称中国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中华文明本身也是在应对形形色色挑战中诞生的，大禹以治水英雄资格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型的国家政权。

  正是在应对饥荒挑战的压力下，农业成为“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中国更是将农业文明推进到了全世界登峰造极的巅峰。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自然灾害仍频繁发生，1950—2008年间，只有1952、1967、1970这三年受灾面积不到千万公顷，1990—2008年间每年受灾面积在3710.6万公顷至5504.3万公顷之间，成灾面积在1629.7万公顷至3437.4万公顷之间， 但中国政府凭借强大动员能力发动亿万农民三十年忘我劳作修建的水利设施和农田改造工程，依靠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依靠化肥生产的增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饥荒的阴影已逐渐远离中国人。到2008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52年的288公斤提高到了399公斤，中国创造了以世界10%耕地养活22%人口的奇迹。

  在多灾的气候下，今年中国夏粮收成仍创造了总产2462亿斤的历史第三高产年，其中冬小麦连续第七年增产，但去冬至今接踵而来的旱灾、水灾已将秋粮推向严重不确定境地，进而将对宏观经济全局产生影响。在货币政策等各项宏观决策中，通胀从来就是一项重要指标；而粮价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对民生影响又非其他商品可及，在非农产业吸收了大多数就业的现代社会，这一影响更加突出。由于在全力以赴“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央行全面放开了货币政策的闸门，人们年初一度担心今年将出现猛烈的通胀，依靠及时适度回收流动性等措施，上半年通胀形势好于预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总体增幅为2.6%，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3%以上，但农产品生产的隐忧，完全有可能在下半年显著抬高来自这个方向的通胀压力。

  在生产环节，要有效应对灾害，唯一出路就是兴修和维护农业基础设施，全面兴修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本来也正是新中国开创的千秋大业，1951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不过1995.90万公顷，到1976年已扩大到了4498.10万公顷，这一成就是在缺乏工业基础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但这笔遗产正面临丧失的风险。从账面统计看，近30年来有效灌溉面积总体上仍然持续扩大，2008年已达5847.17万公顷，但近两年的水旱灾害让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灌溉渠道大量废弃问题暴露无遗，而这些问题又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从1979年到“七五”末期，水利建设投资总量小，发展速度较慢，灌溉面积等工程能力效益基本上十年徘徊不前。 到80年代中期粮食安全问题陡然恶化后，不得不从1989年起重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两年的水旱灾害能否促使我们正视问题，进而采取实际行动维护和发展我们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农业曾是中国工业化积累的主要来源；1950年至1979年，农业为工业建设提供的资金约4500亿元， 近年来政府对农业采取了“多予少取”方针，农业税已于2006年完全取消，但这种“予”，不应仅仅表现在改善生活方面，更应当表现在改善生产条件方面。

  让我们多关注几分农业生产吧！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