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海

  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尤其是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著名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Poor）、穆迪公司（Moody's）、惠誉公司（Fitch Ratings Inc.）三大评级机构成了舆论批评的重点对象。

  对于三大评级机构的许多质疑，是有理由的。比如，三大评级机构在美国2007年次级贷款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里，就对于大量的CDS等金融衍生品资产给予了很高的评级。其实这些资产风险很大，但是三大评级机构不能在早期发现这些风险，并给予揭示。这个事实的存在，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评级机构的评级模型和参数的选择有误，评级水平不佳；由于发行方付费模式的存在，导致评级机构与债券发行方有瓜田李下的嫌疑，评级机构与投资者有利益冲突，独立性无法有效保障。

  但是，如果责问为什么三大评级机构不对于希腊等欧洲诸国手下留情，甚至要求三大评级机构在对于希腊等国债信评级等方面讲究政治，则是毫无道理的。三大评级机构应该只对真实性负责，如果希腊的资信已经变差，那么其评级就应该被下调。同样，美国的金融危机暴发以后，一些金融机构和CDS等债券的风险已被证实，三大评级机构及时地披露和下调其评级是天经地义的，不能为了害怕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下跌而不去披露一些金融机构和CDS产品的真实资信，不然就是欺诈投资者和社会。

  因此，对于三大评级机构的要求，主要是要求其评级的专业性、利益的独立性、评级的公正性。至于评级机构发布评级对于发行方、投资者、金融市场和社会等会造成什么影响，那不是评级机构的义务，也不该由评级机构来关心。如果要求评级机构讲究政治来注重这些东西，那么只会扭曲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导致其评级结果丧失及时性，特别是会丧失真实性和公正性。

  因此，评级机构的内部性的建设是关键。如果评级机构的内部能保证独立性和公正性、真实性，那么评级机构发布的评级结果的外部性（externality）必然是利大于弊的。在美国的金融危机暴发以后，虽然评级机构在危机中下调金融机构和CDS的评级，造成了市场恐慌和动荡，但是却让美国金融风险暴露得更充分，这既能迅速地把市场的泡沫挤得更彻底，也有利于推动新的金融监管法案的通过，有利于重新正确界定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披露希腊和南欧诸国的债务危机风险，虽然引起了这些国家融资成本的上升和欧元的大跌，但是让全球和欧盟，以及希腊等国本身对于债务风险有了直观的较早的认识。如果不是三大评级机构及时地揭示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风险，那么可以想像，希腊等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必将继续快速地累积膨胀下去，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那时候，欧元区的解体和欧元的废弃就很有可能是短期内就会发生的事情，而欧洲经济的二次探底可能也会来得更加快速和猛烈。

  希腊等国在评级机构戳破其债务危机的风险以后，促使雅典政府尽快设法紧缩财政，抓紧反思和调整过去的粗放财政模式，显然是有利于财政重整以及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的。特别是德国，在三大评级机构戳破了欧盟的债务风险以后，率先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削减财政赤字，节支、减薪、削减舒适过度的福利等等，将使得其财政具有可持续性，带动欧洲走出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这对于德国和欧洲经济转型，医治其福利过度、经济缺少活力的痼疾，并进而客观上有利于欧盟和欧元，是非常及时的，有很大积极意义的，这也大大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若以专业术语来说，这就是评级机构真实的、及时的披露评级信息的巨大的正外部性。

  除了上述两个事例的正的外部性以外，虽然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模式和专业水平不尽如人意，但是评级重在揭露发债公司的各种风险和潜在威胁，因此对于发债公司的公司治理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三大评级机构在日常运作中也是正的外部性大于负的外部性。同时，重在披露风险的评级模式，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对于公司和经济生活中风险的认识。评级公司的评级活动，也增加了公司和经济系统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客观上有利于普通的投资者和社会。尽管带有偏见，立场也不能说始终保持客观，但三大评级机构长期的评级历史，如果不是正的外部性大于负的外部性，也不会走到今天并强大如斯。

  国际社会对于评级机构，着重的要求是其加强内部建设，保证其独立性和客观性、公正性，而不是对其进行政治干预和赋予其政治使命，不然的话就会使得评级机构和评级结果丧失独立性和公正性、真实性，最终会被社会认识并遭到抛弃。只要能够做到这些要求，那么评级机构评级的外部性就将利大于弊。而社会接着要做的，就是尽量防范评级结果负的外部性并尽力减小其可能的影响。这就是舆论漩涡中的三大评级机构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启发。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