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国有企业的难题，是全球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市场经济体对国有企业特别敏感，总是尽量防止长时间大面积国有化的原因所在。
过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核心便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将其对外开放，使其让出部分地盘。今天国人已达成的普遍共识是：经济结构与分配体制改革，已成决定下一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而解开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这两个死结的钥匙，就在国有企业身上：缩短国企战线，不让国企再成为收入分配中的“漏网之鱼”。
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达112000家。这几年，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的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家数在减少，但国有企业遍布的行业，以及控制力，在快速增加增强。从2002年到2008年，全国国企数量平均每年减少7 500家左右，但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利润年均增长23%。
过去10年，国民经济的整体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持续下降，增长的投资驱动性有增无减，致使结构性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而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前后促进的。正因为国有企业掌控着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的配置，而国有体制决定了此类主体是投资依赖和冲动型的，只有不断增加投资，才可能借助规模持续扩张，在掩盖历史及管理问题的同时，显示出内部主导者的“政绩”，以此维持现有权利地位。如此，经济增长只能是投资主导型。而因为投资低效与过度问题日益突出，消费需求就始终难以扩大。
值得认真对待的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如此行事，而却没有受约束？或者，如何才能有效缩短国有企业战线，扭转投资过度局面？笔者以为，关键还是在于国有企业的收益分配出了问题，或者收益分配体制的改革是重点。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不向政府股东分红。国企迅速增长并积累起的庞大财富，完全由内部主导者支配，成了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漏网之鱼”。结果，除了继续投资，就是国有企业从业人员的高收入了。想想看，2007年，全部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约3500万人，仅占当年底全国就业总人数76990万人的4.5%，占全国人口总数132129万人的2.6%。由此，你就知道这其中的偏差有多大了。
即便是从2007年开始试点“国有资本预算”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股东分红，试点到2010年结束，但由于以下五个问题，使得这四年的试点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效果 ：
其一，分红率（分红额占税后净利润的比率）在5%至6%之间，非常低，覆盖面更低。就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看，只规定了5%（有99家企业）和10%（18家企业）两档分红率，另有32家国企暂缓3年上交，2家粮棉收购企业免交，8家不参与试点。而国际上的常规是，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都有分红，国企平均分红率为20%至50%。
其二，收缴的分红收益规模极其有限。2007年583.5亿元（包括针对2006年净利润而征收的139.9亿元），2008年443.6亿元，2009年388.7亿元。2010年则预算数为421亿元。而同期央企税后净利润分别为：7476亿元、5221.4亿元、7023.5亿元，2010年的将肯定高于2009年。而全国国有企业在2007年至2009年的实现利润更高，分别为16200亿元、12079.8亿元、13392.2亿元。这四年仅收取几百亿元红利，实在太低。
其三，所收红利通过国有资本预算支出，又全部投到了国有企业，没有转化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仍然是只在国有企业圈内循环，而没有惠及广大民众。2007年至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预算支出分别为572亿元、547.8亿元、873.6亿元、440亿元（预算数），用于“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企业灾后恢复生产重建、中央企业重大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境外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以及改革重组补助支出等”，而这均属向国有企业的再投资，未能转入能惠及普通民众的一般公共预算。
其四，对于国有集团公司，以集团合并报表后的净利润为分红基数，亦即，国有子公司的亏损可以扣除，这就明显缩小了可用于分红的基数。
其五，迄今尚未将资产规模扩张更快，实力更为雄厚，利润增长更为迅速的国有金融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在这样的体制下，有一分钱，就花掉一分钱，对当事人就是理性的行为，但对整个国民经济就很难是理性的了：投资过度，效率降低，分配不公，是必然的结果。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才一再强调，无论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还是为了社会和谐，需要尽快将再一次启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重大改革摆上议事日程，下大气力建立健全和强化国有企业分红制度。至少，参照国际惯例，大幅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率和覆盖面，是当务之急。所谓覆盖面，既包括中央企业，也包括地方企业；既应涵盖非金融类企业，也应包括金融类企业；既要针对集团公司，也要针对子公司；既包括独资企业，也包括控参股企业。收归国家财政的国有资本收益，应将相当部分转入一般公共预算，主要用于社保和医疗、卫生、教育等支出，真正使国有经济回归“全民所有，全民共享”。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