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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天平上审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2010-08-07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吴晓波
      《中国企业家黑皮书》
      苏小和 著
      重庆出版社
      2010年5月出版

      ⊙吴晓波

      

      我一直不明白,苏小和为什么要把他的这部新著的书名起为《中国企业家黑皮书》?本书其实是他与诸多企业家对话的结集,不过主题是同一个: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也许在他看来,这个主题很沉重、很多元,很无解,所以很“黑色”。

      今天,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着“国退民进”,一直是个巨大的争议话题。持肯定观点的人会列举大量的事实:从铁本、德隆事件,到山西煤矿大整合、4万亿振兴计划的资金流向等等,证据确凿。而持否定观点的人也有大量的道理,比如:不能用局部来代表全局,中国一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国有资本的强大是资源重新分配的保障……事实上,每一方都能找到各自的事实根据与理论基础,甚至还能找到“道德”的护身符。但是,如果将所有的一切放到历史的天平上,那又会推导出一个怎样的结果呢?苏小和的《中国企业家黑皮书》就是在寻找这样的一种答案。

      寻找这个答案要从一个原始问题出发: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世界近当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苏小和在本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另外,也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探讨了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样的个疑惑:为什么中国都已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未能有如意的结局?

      《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从最直接的角度给予了解答:中国现在缺失的,便是企业家的精神,“一个企业或企业家,只有在产权、自由竞争和创新三个维度上清晰了定义,那这个企业和企业家才真正能成为一个经济体的某种主导力量……当我们用这三个维度来分析中国企业家时会发现,在中国,真正称得上企业的公司,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人,还是太少……”而在进一步解析这种观察后,苏小和将观点聚焦于差不多130多年年以来中国官商结合的模式弊病。

      事实上,苏小和这样的观察,在知识界已成了某种共识。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便在官与商的各种组合中开启了企业化进程,从李鸿章到盛宣怀、胡雪岩,再到张謇、荣氏兄弟,再到柳传志、王石、任志强,其中始终存在的是官商的影子;而在发展形态上,在历经了“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公私合营”、“绝对国企化”的演变后,国家的意志,在这条贯穿百年的历程中始终生生不息,不断壮大。

      或许有人会问:国有资本的不断壮大有什么不好呢?对于积弱已久的中国而言,国家富强不是好事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苏小和在书中作了一个比喻:今日的政府与国有企业就好比是体积庞大的鲸鱼,个人与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只能是跟在鲸鱼的周围,捡拾些小鱼小虾吃。在这场追求生存的运动中,因为政府在其中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的缘故,而丧失了最基本的公平原则。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其实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当他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势必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

      经济学家诺斯曾说:“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但是在中国,地方政府在许多时候却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并且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中国经济艰难行进了差不多近一个半世纪。

      国家与企业关系研究,我觉得是个严肃而需要深入的课题,这绝不是本书在语言上所展现的调皮效果。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制度上和文化上的惯性。一个很少被人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为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而苏小和在本书中将未来寄托于新技术的进步,我以为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终结,就像百年前梁启超们对于中国的期望一样,百年以降,吾国吾民依然如故,而科技早已千山万水地进步了。

      尽管不会有答案,但思考本身便是力量,或许,这是这本《中国企业家黑皮书》最大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