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维

  经济的一半是金融。金融若是不好，经济就好不到哪里去。金融的基础是经济。经济若是不好，金融更好不到哪里去。金融好不好，主要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否协调；经济好不好，主要看生产要素关系是否协调。

  理论上，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支付能力）和消费意愿（购买欲望）；而从实际看，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还受到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基础性因素的影响。诸如：通胀预期、收支预期、户口制度、农地制度、房产制度，养老、医疗、教育等的预付。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需求会明显低于其理论消费需求。比如，房价畸高不仅挤压、透支了居民消费，也增大了系统风险，还会阻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不利影响。

  2009年银行贷款是2008年的两倍，近十万亿元，显然过度。虽然地方政府无权发债，但大量银行贷款却经由地方投资企业流入，地方融资平台现负债已超过7万亿元（实际可能还更高）。同时，政府过多介入社会生产，还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不利于社会资本的投入。

  今年我国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元不成问题，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如果计入土地出让和预算外等收入，政府收入不会低于12万亿元。国家强盛了，国民也该富裕。首先是减税，提高个税起征点，给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减税。财政收入增长快，一是因为经济发展快，二是因为国民税负重。减税，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增进居民福祉，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减税，可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发展，既培植税源扩大税基，又使企业有余力提高工资。

  财政资金过多用于投资和建设，势必与民争利，加剧产能过剩加剧内需不足。面对社会保障的低水平、窄覆盖，面对农村、乡镇、多数县城和边远地区（特别是西部）公共产品的短缺、匮乏，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有必要也应该更多更好地用于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和公共产品供给。这是贯彻执行财政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本原则。地，无分南北城乡，人，无分男女职业，只要是中国公民，就应该享受到大体相当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的基本服务。减少建设财政，既能压缩过剩产能又能增加公共财政；增加公共财政，既能扩大内需又能增加居民收入，还可促进金融配套改革，总体上可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基于今后中国经济趋于高成本运行态势，央行货币政策的重心，应该特别强调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对内弱化人民币通胀预期，对外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货币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条件。“基础货币”稳定，有利于平抑通胀及通胀预期，有利于改善信贷结构和投资结构，有利于改善金融经济关系，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目前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是中国经济出口导向战略的产物。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经济战略修订和调整，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增加居民实际收入扩大内需。业已启动的新一轮人民币汇率改革，将逐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国内需求特别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中国将不再是他国经济体制和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试点扩大到二十个省区市，由我国港澳地区、东盟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形式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步，实际效果则将产生某种质的改变——通过对外贸易改善中国自身的经济质量和生活质量，而非单纯的外储积累。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迎接下一个十年来临的一抹曙光。依此良好开局，金融改革便得深化。

  如同金融可以助推我国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一样，金融也可助推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我国金融体系对投资、出口的长期支持，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居功至伟。在当前和今后，通过深化金融改革，促进消费需求扩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至关重要。

  多年来，我们的金融体系一直侧重支持投资、支持外贸、支持城市、支持工业、支持国企，而对支持消费、支持内贸、支持乡村、支持农业、支持民企重视不够。但矫枉无须过正。只要认真汲取前一段各商业银行竞相发放信用卡导致不良信用之类的教训，清晰界定金融资产产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鼓励金融创新，金融业在诸如“乡村小额信贷银行”、“社区金融合作社”、“兴业投资基金公司”、“中小企业复兴开发银行”、“大学生创业投资公司”、“居民消费信贷公司”、“金融租赁服务公司”等方面，就能做得更多、更好。一方面，这里的风险是零星、微小、分散的，不会形成系统风险；另一方面，在“一举几得利”的业务往复过程中，绝大多数当事人迟早会形成一种可扩展的合作秩序。中国建设道德市场、诚信经济，或将就此起步。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