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明

  虽然经济数据扑朔迷离，但是其间仍不乏关联逻辑。近期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一改此前强势复苏劲头，呈逐渐走弱的态势。继美国劳工部发布7月美国非农业部门减少工作岗位13.1万个，失业率依然高居9.5%的数据之后，奥巴马也在近日签署了向州及地方政府拨发260亿美元救助资金的法案，该法案中的160亿旨在帮助州政府支付不断上升的医疗补助计划成本；另外100亿则用于避免削减32万个包括教师、警察和消防员等岗位。

  的确，美国经济和就业复苏步伐有所放缓。然而，美国非农就业人数除了人口普查带来的临时雇佣人数上升外，次贷危机以来并未有多少实际性的改善。今年以来，美国私人部门平均每月新增就业岗位仅9万个，而两年经济衰退期内累计丧失就业岗位近850万个。随着前期大量短期经济援助刺激政策的到期，无就业增长型复苏已经日益难以为继。

  单从纯粹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的充分就业乃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动力。从现实的世界经济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虽然推动了劳动力、资本等经济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但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界限依然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假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与中国这样国家政体的存在，那么美国从事低端劳动的人口将会流动到中国从事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制造，而中国从事高端创新劳动的人口将流动到美国从事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而目前占美国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低端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同时国家却要对其承担等同于其他高端劳动力的福利保障，正是“美国制造”的真正软肋所在。

  在欧美资本主义最初大发展的两三百年间，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人口转变为产业工人，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仍处农耕社会而言先进优势明显，因此这一阶段欧美并不存在对外出口逆差的问题。而随着上世纪占据世界人口多数的亚洲国家逐渐崛起，发达国家仍处于产业制造阶段的工人素质相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优势不再，因而美国传统制造业纷纷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其他国家。劳动力虽然不能自由流动，但是资本要素却受限甚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转而雇佣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力为其从事生产，发达国家的低端劳动力则被闲置。因而造成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顺差，而发达国家政府却仍需按照高端劳动力的标准为其低端劳动力提供福利保障，这正是美国长期贸易、财政“双赤字”的根源所在。

  要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重建发达国家大部分劳动力素质的相对优势。从社会产业的角度来看，就是政府如何提供更多的教育提升技能机会，创造出更多新兴产业，从而提升整个国家的劳动力产业优势，避免企业大量外移造成就业机会的丧失和对外贸易逆差的不断上升。

  从这个角度来看，完善社会保障、鼓励个体创新，以及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包括金融创新）的方向并无大碍。问题在于在个人和企业提升方面，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企业，而非个人，当然前者看起来比后者相对容易些，且短期宏观效应明显。然而从长期来看，个人创新才是社会创新的基础，再强大的组织，也是建立在个人单个细胞基础之上的。一旦单体细胞坏死，组织也难逃灭亡的厄运。

  扩大到政府与个人的角度来看，在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更倾向于援助大型经济组织而非普通居民，因而大量的经济援助实施之后，虽短期效应明显，但就业并无实质提升，经济再度衰退的隐忧无法削减。除非真正提升劳动力素质，才能有效提高美国产业出口能力，真正挽救美国“双赤字”困境。

  对于中国而言，问题同样存在。短期内依靠后发学习优势，吸收国家先进发展经验，通过强化组织实现赶超式发展，这在经济落后时期自然是优先的选择，但在经济发展到无既定可学习经验的阶段之后，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模式，转而关注社会个体的自由发展和创新能力，那么产业组织再强，也很难实现真正的世界领先。而如果在组织上投入太多的资源，忽视对个体资源的投入，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堪忧。

  （作者系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