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洛华

  早在大学时代，我是班上政治经济学学得最差的两人之一。我死扣定义和基本逻辑，不愿直接接受任何突兀跳跃的结论。当时我认为，不能从生产关系及其分配制度上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要从生产力水平上来区分，要从结果上检验过程的正确性。我们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力。这些观点，今天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了，但在1990年，还被认为是标新立异的。

  尽管20年前，我的政治经济学考得很糟糕，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告诫自己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看问题。我认为，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落后。我国历史上几次主要的通货膨胀时期，都是生产力水平落后于人民提高生活水平需要的时期。1949年之前的恶性通胀不必说了，就拿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来说吧，无不由于当时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于人民改善生活的需要。而错误的货币政策、失度的财政政策和其他不公平的分配体制，往往加剧了人们在通货膨胀时期蒙受的损失。

  主流经济学家们经常把外国经济学家的一句话挂在嘴边“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这是对原文彻头彻尾的误解。弗里德曼的原意，是指通货膨胀是成因复杂的经济现象，最终由货币来度量。令我感到惊奇的，不是国内经济学家们对原文的误读，而是大家对这位大师另一段名言的忽略，那就是遏制通货膨胀应从压缩政府开支入手。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可以事先设计出一种优化的货币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这种货币现象。对此，我无法认同，我要援引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批判这样的错误观点。

  俄国火灾也好、中国旱灾也罢，这些外因通过生产力水平落后这个内因来起作用，最终表现为通货膨胀。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就应该果断压缩政府开支，使市场恢复配置资源的功能，否则市场上的参与者就始终受到扭曲激励机制的驱动。如果棉花在跌价，企业还会考虑应用新的供应链管理软件来降低库存水平，尽可能地防止出现提前采购造成的损失；如果通货膨胀加剧的话，企业可能就会发现那些加强管理，加快周转的理念都是错误的，从银行融资囤积更多的棉花才是更好的选择。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难道不可怕吗？难道这不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和倒退吗？

  现在媒体上的主流经济学家莫不在谈论有关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我认为，美国现在物价还持续走低，失业率虽然居高不下，根本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硬币的另外一面是其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有统计显示，标普500指数涵盖的上市公司至2009年底手持自有现金已达历史新高，债务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恰如我的朋友所言，“美国佬安全地躺在地板上”，我们这里的情况却是另外一番繁荣景象，物价持续走高，7月份CPI高点刚过，专家们已在预测8月或将有新高。

  随着物价上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小，这其实并不是好事。一旦市场发现人民币不仅没有升值潜力，还有贬值前景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央行前不久报告中所提到的外汇集中流出的风险。到那时，我们的高房价还能够支撑吗？我们凭什么说服投资人继续持有一个货币面临贬值国家的资产呢？如果人民币在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下，不仅不贬值，还主动升值，以应对通货膨胀压力，那么情况可能更糟，因为市场已根据人民币购买力不断缩水的预期建立了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人民币升值将导致这种预期的落空，如此一来，虽然通货膨胀被遏制了，银行却将背上了沉重的坏账。

  所以，就目前的态势看，我以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重要性似乎已在降低，国内的高价房地产已使得这个货币发行问题变得简单了，那就是泡沫破灭的时间。如果顶住国际压力，不让人民币升值，那么，高价房会继续失控直到某一天市场认为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大于其收益时，房地产泡沫自然破灭；如果以控制通胀为借口，主动让人民币升值，那么房地产泡沫可能随着市场认为人民币购买力增强而提前破灭。那么，软着陆的机会在哪里呢？抛开生产力决定论，想去寻求化解这样上下两难的解决之道，恐怕是无解的。因为通胀是落后生产力的体现，我们不可能单纯地依赖某些经济学家的智慧，用聪明的货币政策来解决问题。

  20年前，老师就对我们说，生产力落后了就要挨打。我从没有听说过，只要保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稳定连续，曾经造就落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能够自动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弯道超车，培养出以科技进步为特征的进步生产力。想一想，会有在保持造成落后生产力的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创造先进生产力的可能吗？

  那位严肃又严谨的严老师恐怕怎么也料不到，20年后，当年的那个差生还会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分析通货膨胀问题。希望严老师会由此感到欣慰。

  （作者系知名财经专栏作家）